半个世纪以来德国中国学发展之我见
——以德国中国历史研究为例的几点认识

文◎李雪涛*

一

   范式转换（Shift of paradigm）概念的提出唤起了人们关注时代思潮的更深层次的结构。时代的进步势必形成与过去的典范不相符的新学说，从而使一种标准的形态发生动摇，最终造成典范的转变。对中国研究的范式转换，是时代的思想和社会处境变化的必然结果。德国汉学及其有关中国的知识、文化传统，从一开始就是在阐释和翻译，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国与当代中国、现实中国，也是在中国的精神、文化等人文的传统，以及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之间交错进行的。根本不存在所谓孤立的德国汉学的翻译时期、阐释时期，或者截然分开的汉学时代、中国学时代，这些从一开始就是纵横交错、交织在一起的。德国汉学滥觞是从实用目的出发的“东方语言学院”（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SOS，1887年在柏林建立）开始的，很多的汉学家也是从重视实际工作的传教士、外交官的身份转变成为学者的。汉学学术史本身就是范式转换的历史。考察每一个范式转换的事例，都是了解德国乃至西方对中国认识的基本前提。

   实际上，德国汉学除了注重自身的发展和传统之外，也会对中国社会的变革做出相应的反应来。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联邦德国已经开始建立了一些大学之外的中国研究机构。1956年由联邦德国政府外交部与汉堡市共同成立了亚洲情报所（Institut für Asienkunde, IFA），[1]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关中国大陆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并出版杂志China aktuell（中国要闻）；1959年德国外交部在波恩大学恢复了1887年建于柏林的“东方语言学院”，以培养实用的包括汉语在内的东方语言为主；1967年在大众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在当时联邦德国的首都波恩建立了德国亚洲学会（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Asienkunde, DGA），使德国从汉学和日本学研究，向政治、经济、法律多领域研究拓展，促进德国与东亚的交流与合作，提供当代东亚研究方面的咨询服务等。

   最近十年左右退休的德国汉学系的教授们，大都是1968级欧洲员工运动的参与者，多数也都是左派，因此他们也都受到当时中国的文革和毛主义的影响。六八级员工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当时传统的汉学研究，员工们要求与时俱进地研究中国的革命形势，因此单纯的语文学方法的古典学研究，显然不能适应诸如毛主义的研究，必然要引进社会科学的各种方法。设在西柏林的自由大学东亚系率先开始相关的革新，德国其他大学的汉学系也都积极响应。197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成为了西欧特别是当时联邦德国的潜在市场，中国可能在经济方面给德国带来巨大的利益，而当时德国的汉学界根本无法培养相应的人才，因此很多的大学开始开设汉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专业。比较早的有蒂宾根大学（Eberhard-Karls-Universität Tübingen）开设的区域研究组合课程，包括国民经济学（Volkswirtschaftslehre）与东亚文化学的结合。近年来，相关的组合课程愈来愈多，很多汉学系除了提供传统的专业课程之外（被称作“汉学I”Sinologie I），也增加了所谓的中国研究课程（被称作“汉学II”Sinologie II），以便于同国民经济或企业经济（Betriebswirtschaftslehre）等热门专业相结合，这同时也是适应中国研究的需要。

   今天，在中国研究中所遇到的挑战和问题是以往纯粹的汉学（Sinologie, sinology）所无法解决的，因此必然会出现所谓的中国学/中国研究（Chinawissenschaften, Chinese Studies）。汉学与中国学是一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研究，对文化中国、历史中国进行的古典学、语文学、历史学的解读依然需要，并且永远不会消失，同时只可能是德文中所谓的“幽兰专业”（Orchideefach）；而关涉到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学，所关注的是中国社会的不同方面，如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法律、医疗等等，其所使用的方法当然来自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

   对于汉学的中国学倾向，很难作价值的判断。有很多在一百年前从未听说过的专业，现在却成为了热门的专业，也不在少数。有的学者认为美国汉学向中国学的转向，实际上是从阳春白雪之学，转向了从之者众的大众专业：“费正清则在将汉学研究重心由古代下移到近现代并应用社会科学方法的同时，本质上有全面退回沙畹以前欧洲传统汉学的弊端，尽管表面看来更具现实感。”[2]“费正清面临的问题，与其说是将汉学研究推进一步，不如说是如何使少数天才的事业变成多数凡人的职业。批量培养标准化的学位获得者，正是其方法的成功标志与应用价值。”[3]也就是说，跟汉学培养出的人文大家不同，中国学培养出的人才是多学科多层次的研究群体。实际上，曾在汉堡创立第一个汉学教席的福兰阁（Otto Franke, 1863-1946），他的弟子白乐日（Stefan (Etienne) Balázs, 1905-1963）于1932年所撰写的博士论文《唐代（618-906）经济史论集》[4]就已经开始借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的社会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唐代的经济问题了。白乐日在论文中从中国官僚制度的角度来阐释中国社会之发展，中国社会中学者-官员阶层及其与占统治地位的制度的复杂关系，是他考察中国社会结构的重点所在。从韦伯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出发，借以考察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各种普遍性和特殊性，这是白乐日对中国隋唐以来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范式。这对当时以语文学为主流的古典式汉学研究，无疑是一种革命式的宣言。

   美国中国学是美国全球战略支配下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在冷战时期受到美国政府和各种基金会的支持，其自身带有对策性和意识差形态的特征，并且需要在短时期内取得可以看得见的成绩，于是集团协作式的团队工作（Teamwork）成为了其运作的主要方式。这种方式当然可以在某些方面，如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乃至在大型辞书的编纂方面在短时间内取得成效，但真正有创造性的人文成就，往往是个人苦心孤诣中创造的。况且作为国家意志的研究项目，往往会成为功利目的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历史研究也会成为现实关怀的投影。实际上，用社会科学方法从事的中国学研究，永远也代替不了以古典学、历史学为主的汉学研究。因此，欧洲的汉学家们，对于美国中国学一味追求方法模式的更新、理论阐释的前沿特征而忽略对文本本身的深入解读，也多有批评。

   归根结底，西方的现实境遇促成了其汉学的问题意识，汉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其自身的发展。但西方学者出于自身的需求而进行的他者研究，在萨义德（Edward Said, 1935-2003）看来是不正当的，是理应受到批判的。后来的学者认为，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应当进行平等的研究和比较，并不存在西方的唯一中心。

二

   19世纪下半叶已经有一种现象，亦即专业领域的学者进入中国研究的某一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德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地图学家以及考察旅行者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了。1868至1872年间，李希霍芬曾到中国做过七次远征，正是在这段时期中，他指出古楼兰遗趾旁边的罗布泊的位置，甘肃走廊南缘的祁连山脉的英文名称就是依他的名字命名的：Richthofen Range。李希霍芬依据其在华考察的资料，完成了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5 Bände mit Atlas）。全书正文共五卷，并附有两册地图集。其中第一卷出版于1877年，“丝绸之路”（Seidenstraße）一词便首次出现于本书中。1872年李希霍芬从中国回到德国后，于1873-1878年担任柏林地理学会（Berliner Gesellschaft für Erdkunde）的会长。1875年他被波恩大学任命为地理学教授，1886年后则转到柏林洪堡大学。在他的弟子之中，最为有名同时也与中国研究相关的是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在近代地理学的诸多领域中，李希霍芬被视为重要的先驱者，他在中国的地质纪录与观察结果、文献倍受专业学者推崇。但德国汉学家们认为李希霍芬属于“非汉学的中国通”（eine nicht-sinologische Chinakompetenz），尽管福兰阁等对他的批评尤其严厉，不过对他的成就福兰阁也说了公道的话：“由李希霍芬的著作而获得的普遍声誉会使人期待，大量的学术教育机构将会更加关注这个新的巨大的研究领域。政治和学术二者以同样令人难忘的方式指向了远东。”[5]公正地讲，李希霍芬的著作对于全面考察和理解中国的地理地貌有着重要的启示，不能以其汉语水平不够、中文引用的部分错误而抹杀其结论的正当性。

   实际上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各个学科专业化的倾向愈来愈明显，汉学领域当然也不例外。如果还一味强调汉学的古典语文学特征，仅仅致力于所谓中国文史哲通才培养的话，德国汉学很可能跟不上世界中国学发展的步伐。而汉学系根本容纳不下有关中国研究的各个学科。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有个别在汉学以外专业取得巨大成就的学者，如柏林自由大学就有以政治学教授、右派反共分子杜莫斯（Jürgen Domes, 1932-1999）为主的对中国大陆政治进行研究的团体。[6]而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发展趋势愈来愈明显，越来越多在中国学术研究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学者在非汉学的领域任教：文树德（Paul U. Unschuld, 1943-）教授于1986-2006年任慕尼黑大学医史研究所所长，之后他出任柏林医学中心——夏洛特医院（Charité）中国生命科学理论、历史及伦理研究所（Horst-Görtz-Stiftungsinstitut für Theorie, Geschichte und Ethik Chinesischer Lebenswissenschaften, HGI）所长，研究所是由霍斯特·格尔茨基金会赞助设立的；从民族学和政治学角度对中国进行研究的王海（Thomas Heberer, 1947-）教授，自1998年以来他任杜伊斯堡-艾森大学政治学和东亚学的教授；科隆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的法学家何意志（Robert Heuser）是研究中国法律制度的专家，其活动领域主要是在法学界；奥斯特哈默尔（Jürgen Osterhammel, 1952-）教授自1999年执教于康斯坦茨大学，是近现代史研究所（Institut für Neuere und Neueste Geschichte, Universität Konstanz）的教授等等。这些在各专业领域任教的学者，为汉学和中国学术进入真正的西方学术领域做出了贡献。

   拿有关中国历史的著作来讲，由汉学家撰写的几部重要的中国历史著作，大都是“世界史”（Weltgeschichte）中的一本。18世纪德意志哥廷根历史学派的创始人伽特勒（Johann Christoph Gatterer, 1727-1799）在他于1761年出版了著名的《普遍史手册》第一卷（全名为Handbuch der Universalhistorie nach ihrem gesamten Umfange von Erschaffung der Welt bis zum Ursprunge der meisten heutigen Reiche und Staaten, 1761以从创世到今天的绝大部分帝国与国家起源整体为依据而编篡的普遍史手册，第一部分出版于1761年，第二部分1764年）的专著中，就以345页的篇幅来描述中国。依据耶稣会传教士的史料，伽特勒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时期：一、始自中华帝国的起源至耶稣降生前四世纪；二、耶稣降生前第四世纪和第三世纪；三、耶稣降生前第二世纪以降，此时的中国历史真正丰沛和意趣盎然起来。[7]1910年孔好古出版了他的《中国历史》（Geschichte Chinas, 1910），这是德国著名的三卷本《乌尔施泰因世界史》（Ullsteins Weltgeschichte）的一部分。孔好古运用民族志学的方法，对先秦史做了比较全面的考察。莱比锡的另一位汉学家叶乃度（Eduard Erkes, 1891-1958），于1948年在柏林出版了《中国历史》（Die Geschichte Chinas. Berlin, Volk und Wissen, 1948）。这是一家出版教科书的出版社，当然中国历史只是其整体世界史的一部分。慕尼黑的汉学家福赫伯（Herbert Franke, 1914-2011）和陶德文（Rolf Trauzettel, 1930-）所撰写的《中华帝国》（Das chinesische Kaiserreich. 1968）。这本书是“费舍尔世界史”系列中的第19本（Fischer Weltgeschichte, Band 19）。

   这一系列的有关中国历史的德文著作，都是当时所认为的世界史的一部分。尽管这些世界史著作卷帙浩繁，但基本上都存在三个方面的局限性：一是在叙述的时候以欧洲为中心，以一种线性的发展逻辑否认世界的异质性和文明的多元化；二是将各地历史简单地叠加在一起，缺乏相互的关联性，更谈不到相互间的互动；三是基本上以地区、民族或文化的历史现象为研究对象，读者很难对所谓的世界史有一个整体观。

   奥斯特哈默尔的研究才真正将近代以来的中国放在全球史的范畴中来看待，他强调将打破民族国家界限的研究对象置于广阔的相互关系情境中来理解和考察，并从互动来理解历史，强调互动者互为主体。《世界的演变：19世纪的历史》（Die Verwandlung der Welt. Eine 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 München 2009）一书并不是简单地对19世纪各国的历史进行罗列，而是要对当今世界的起源予以追溯，向读者展示为什么19世纪是使全世界走向现代的决定性的历史时期。奥斯特哈默尔的高超之处并不在于“宏大叙事”的研究，他也不遵守事件的时间顺序。相反，他把世界发展到现代的丰富资料，分成三个主要方面，下面又细分为18个主题，来做准确的阐述。这些全球史的主题包含了范畴（例如：时间或者空间），问题领域（例如：边境），对转变的情况的调查（例如：生活水平），进程（例如：革命），结构（例如：城市或者国家）或者生产和再生产的定义范围（例如：工作或者知识）。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避免忽视对历史人物或轶事/叙事的外在逻辑的分析。奥斯特哈默尔认为：全球史是全球系统的互动史。他尽管是汉学家，但他清楚地认识到，源自欧洲本身的史学发展已经不可能只靠其自身说明清楚了。奥斯特哈默尔的影响显然并不仅仅局限于汉学领域，他的著作基本上都是以全球史的视野展开的，他也因此获得过德国著名的莱布尼茨奖。2014年7月17日，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 1954-）六十大寿的时候，奥斯特哈默尔应邀到总理府，在1000位被邀请的客人面前做了一场题为“各种过去：论历史的时间之线”（Vergangenheiten: Über die Zeithorizonte der Geschichte）的全球史报告，中国当然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

三

   法国年鉴学派著名的历史学家费弗尔（Lucian Febvre, 1878-1956）意识到，一种封闭的学科在当代是毫无价值、毫无生命力的，他指出：“所有的发现都不是发生于每个学科的内部及核心，而是发生于学科的边界、前沿、交叉处，正在这些地方，各个学科互相渗透。”[8]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在他的自传中在描述自己在答辩时的表现时写道：“我已经学会了如何成为历史学家中的汉学家，以及稍加变化，又成为汉学家中的历史学家。很像一个不易被抓住的中国土匪，处在两省辖地的边缘，一边来抓便逃到另一端。”[9]在历史学和汉学的交界处、边缘进行研究，这其实也是费正清之所以能另辟蹊径，成就美国中国学的原因所在。

   从目前德国汉学的发展来看，由于文化教育的大权掌握在各个州政府手中，因此各个汉学系的发展也是极不平衡的，研究的方向与教学的内容一般也会根据教授的兴趣和专业知识来予以确定。如波恩大学在顾彬（Wolfgang Kubin, 1945-）教授离开了之后，历史学家廉亚明（Ralph Kauz）接替了这一教席，波恩的研究重点也从中国文学、思想史，转到了中国历史，特别是元代以来中国与波斯帝国的关系史上。汉堡大学更关注中国古代哲学、以及晚清以来的近现代史；柏林大学强调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容；慕尼黑大学则偏向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的内容；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法兰克福大学则为中国科技史和观念史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有关东亚艺术史的研究在海德堡大学有很好的研究所……。此种情景跟美国中国学比较起来，既有优势也有弱点：优势是为学术自由发展提供了空间，弱点是很难有计划地统筹比较大型的汉学项目。

   尽管如此，在欧洲汉学的整合方面，德国也做了一些努力，例如由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瓦格纳（Rudolf Wagner, 1941-）教授牵头，于1998年建立起了“欧洲中国研究数字资源中心”（European Center for Digital Resources in Chinese Studies）。今天欧洲的汉学资源得到了进一步的整合，如EVOCS（European Virtual OPAC for Chinese Studies欧洲中国研究虚拟图书馆联合编目），其中就包括了奥地利、德国、瑞士，德国联合目录，比利时、荷兰，法国，英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各重要汉学图书馆的馆藏。

   2003年以来，欧盟尝试着希望通过引进以美国为样板的、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普遍得到承认的学士和硕士课程（Bologna-Prozess, “博洛尼亚进程”），来实现欧盟统一化的规定。这些年来，此项政策性义务在德国的汉学界和中国学界一直争论不断。拿汉学系的学士生来讲，因为在四个学期内既要学一定的汉语语言知识，又要对中国文化有比较深入的认识，这完全是不可能的。

   进入21世纪以来，德国汉学的专业化倾向更加明显，同时也更加专注于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的中国研究 （Chinawissenschaften）。2006年，汉堡的“亚洲情报所”（IFA）更名为“德国全球及区域研究所”（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GIGA），大开本的德、英文的China aktuell（中国要闻）也改版为小开本的全英文的刊物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当代中国期刊）。而墨卡托基金会（Stiftung Mercator）也于2013年11月宣布，将在未来5年内斥资1840万欧元在柏林建立欧洲最大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从而打造研究中国的“新智库”，以便让德国更好地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打交道，赢得未来。

   而在大学方面一种跨学科的串联也早已开始了。海德堡大学就设立了“雅斯贝尔斯高等跨文化研究中心”（Karl Jaspers Centre for Advanced Transcultural Studies）。这个中心属于“全球背景下的亚洲与欧洲：文化流动的不对称性”卓越研究群（Cluster of Excellence "Asia and Europe in a Global Context: Shifting Asymmetries in Cultural Flows"），由联邦政府所赞助。这个计划能获得批准是因为连接跨学科和跨文化的做法——德国政府所赞助的大型卓越计划都是要凸显跨学科、跨领域、跨文化的基本方向。这种学术政策恰好要打破学科的封闭性。这样，汉学就融入到跨学科的架构里，同时在这个架构中获得新的意义。知识结构的变迁使得传统汉学系关起门来做学问的方式加速终结，当然也使得以思想和文学的文献为核心的经典研究进一步解体。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埃克哈德（Maren Eckhardt, 1964-）就曾以在波鸿鲁尔大学（Ruhr-Universität Bochum）为例，对以区域研究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东亚研究的未来做了前瞻。她指出亚洲研究/中国研究的三个方向性前景：1、区域间具有相互“渗透性”，它们很少被界定在固定的范围内，而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2、区域研究不再是出于自身的目的，而是理解全球性的、跨国家论题的基础；3、跨学科之间的交流不仅仅局限于理论方面，而是更加注重实际运用。[10]因此，以去中心化和互动为核心理念的中国学必然成为这一学科未来发展的趋势。

   不论是汉学还是中国学都已经超越了纯粹的某一专业的研究范畴，而开始呈现出一种跨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态势。正是包括德国汉学家/中国学家的参与，使得中国学术和问题的研究具有世界性意义。对于中国学界来讲，德国学者的这些研究无疑为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提供了另外一种解读的视角，一种批判和反思的路向。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既离不开世界，同时也必然会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