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史的视角阅读热河历史
—“海外承德历史读本”导论*
文◎李雪涛
从北京向东北200 多公里，经过怀柔、密云，在距离古北口长城不远处，就到了承德——它曾经作为特别行政区划的热河省的省会。承德不仅有代表中国江南园林的避暑山庄，同时也有各式藏传佛教的寺院，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大清帝国广袤的疆土和各式的信仰和文化。
从康熙、乾隆时代开始一直到今天，承德以其特有的地理位置、皇家园林和宗教建筑，成为了继北京后的第二政治中心，一直吸引着世界的目光。承德的历史不仅仅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同样也成为了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承德于是成为了很多海外人士前往公干、传教、探险、进行外交活动，乃至旅行的目的地。这些外国人对承德的记录，常常以承德多宗教、多民族互动的眼光，勾画了清代历史的面貌，促进了清朝历史更快地被纳入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之中。18 世纪在欧洲掀起的“中
国热”（Chinoiserie）部分得益于马国贤的避暑山庄铜版画在欧洲的“热销”。1793 年马嘎尔尼使团在承德觐见乾隆皇帝，更是开启了承德在近代中外关系上的新时代。
纵向地看，海外有关承德的报道和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时段：一、18–19 世纪有关承德的报道；二、20 世纪上半叶有关承德的报道；三、20 世纪下半叶至今有关承德研究的成就。1 本书按照这三个大的阶段，对海外作者对承德的描述进行了选编。
一、18-19 世纪有关承德的报道
这一个时段前期主要是耶稣会士对承德的描述，后期是1793 年马嘎尔尼使团访问承德的记录。尽管承德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内涵，但其作为清政府除北京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的政治中心的地位，却是在康熙之后确立的。从整个清代的历史来看，从顺治开始与南明以及吴三桂（1612—1678）作斗争，到1681 年（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乱”，再到1703 年（康熙四十二年）收复台湾，清朝至此已经基本完成了南部的统一大业。但此时北方的问题却开始涌现：其中最主要的威胁来自俄国从黑龙江流域入侵，占领了尼布楚和雅克萨；其次是西北的准噶尔蒙古占领了天山南北，控制了西藏、青海等地区，攻打喀尔喀蒙古，严重威胁着清朝的统治。1681 年，在历时8 年的“三藩之乱”被平定后，康熙建立了木兰围场。1708 年（康熙四十七年）热河行宫开始投入使用，标志着热河进入了发展期。为适应皇帝每年都要到承德避暑的需要，各蒙古王公、朝廷大臣及一些文人墨客都争相在承德兴建府邸宅院，承德工商业随之快速发展，市井行人杂沓，车马喧嚣，酒楼茶铺鳞次栉比。
1723 年（雍正元年）朝廷设热河厅，开始有行政建制，第二年设热河总管，统理东蒙民政事务。1733 年，雍正取承受先祖德泽之义，罢热河厅设承德直隶州，此是“承德”名称的始源。1741 年（乾隆六年），弘历首次临幸避暑山庄，承德由此进入繁荣期。开始了对避暑山庄大规模的扩建工作，将原来的三十六景，增加至七十二景。承德避暑山庄共占地564 万平方米，分为宫殿区、湖泊区、平原区和山峦区四大部分。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承德升为承德府，由此承德成为当时仅次于北京的另一个重要政治中心，有塞外京都之称。当时清帝每年几乎有半年的时间来承德避暑和处理朝政，除了蒙古、西藏以及其他部落的王公外，朝鲜、缅甸、暹罗以及安南的使臣，以及英国使节马嘎尔尼都是在这里受到了乾隆的召见。
（一）耶稣会传教士的记载
耶稣会士对承德的记载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关键人物是曾经做过康熙皇帝西学教师的法国耶稣会会士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1654—1707）和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张诚和白晋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1715）经过精心挑选，派来中国的五位耶稣会士“国王数学家”中的二人。由于一段时间每天要教授康熙实用几何学和哲学，2 所以他们几次跟着康熙到过承德。当时虽然还没有热河市镇和避暑山庄，但木兰围场已经设立。第二阶段是乾隆时期，作为画家的耶稣会会士，同样也被派往避暑山庄，继续为乾隆画像，并参与创作以歌颂皇家园林为主的各类宫廷文化活动。意大利人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6） 曾被聘为宫廷画师， 与钱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王致诚（Jean Attiret，1702—1768）、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韩国英（Pierre-Martial Cibot，1727—1780）等一样，也在避暑山庄的万壑松风中工作过，并制作了铜版画《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1714 年，马国贤曾希望在热河建立一所修道院，但未获成功。
张诚曾作为清廷的拉丁文翻译，于1689 年（康熙二十八年）同葡萄牙耶稣会士徐日升（Thomas Pereyra，1645—1708，曾为康熙的音乐老师）一起，随清臣索额图（1636—1703）参与了《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此外，他曾两次随同康熙皇帝到过承德：第一次是参加多伦会盟往返时经过承德，第二次是到木兰围场狩猎。张诚在其日记中对这两次承德之行都做了记录。3 除了对皇帝的狩猎和周围景物的描写外，他还特别记录了康熙召见蒙古人（1691年5月22日）、接受喀尔喀人的觐见（5 月29 日）、召见大喇嘛胡图克图及其兄弟土谢图汗（5 月29 日）等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康熙皇帝如何在承德运用政治手段笼络蒙藏各族人心，使其从内心归附大清，这就是康熙的怀柔政策。康熙曾对张诚透露过自己的真实目的：“蒙古人尊敬喇嘛的程度之深，足难以形容……因为皇上由他们在蒙古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出于政策，才仁慈地使用他们。”4 康熙通过对喇嘛的礼遇，体现清帝对他们的尊崇，从而增强了蒙藏诸部与清廷的亲切感和向心力。
白晋在《中国现任皇帝传》（康熙传）中也多次提到了康熙皇帝出塞行猎，并通过木兰秋狝教育皇太子的故事。“康熙皇帝特别厌恶萎靡不振的生活，喜欢艰苦创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辞辛劳。因此，他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防臣下主要是来自满洲的鞑靼人，像有些汉人那样沉迷于寻欢作乐而使自身堕落。他深知，鞑靼人一旦堕入懒散生活之中，就很难维持其民族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康熙皇帝为避免朝廷显贵的儿孙们，鞑靼人以及鞑靼化了的汉人，及满洲人统治下的汉人中最富有、最有实力的显贵们的子弟堕入奢侈的生活，通常任命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担任最艰难、最繁重的职务。”5 白晋清楚地认识到，康熙修建木兰围场，大力倡导满族的骑射传统，是忧患意识的体现。其政治上的意义在于加强对蒙古的管理和巩固北方的边境。
1713 年（康熙五十二年），作为宫廷画师的马国贤，根据中国宫廷画师所作的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刻制成铜版，印制出了一套《御制避暑山庄图泳三十六景》的铜版画，并在欧洲得以流传，对欧洲的园林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他还同其他传教士一起，共同制作了铜版画《皇舆全览图》。马国贤于1723 年（雍正元年）带着四位中国少年（谷文耀、王雅敬、吴露爵、殷若望）回国，并于1732 年在拿波里开设了著名的“中华书院”（Ripa’s school at Naples）。6 他在其所撰写的《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中，7 对承德和康熙在承德的生活，以及他制作三十六景铜版画的过程都作了详细的描述，其中当然包括康熙皇帝的狩猎。1724 年马国贤自中国返回意大利，途经伦敦时受到了柏林顿（Burlington）领主理查德非常友好的接待：“热河景画……完全可能是标志着英国园林风格发展中的基点”。8 马国贤所刻《御制避暑山庄图咏》画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及巴黎国立图书馆。9 作为最后一位在华的耶稣会传教士，钱德明在他的一封信中，讲述了王致诚于1754 年（乾隆十九年）在热河避暑山庄作画的经历。10 王致诚此次在承德待了五十多天，其中四十多天的时间都用来作画，除了为蒙古杜尔伯特部的首领绘制肖像外，还与郎世宁、艾启蒙（Ignatius Sichelbarth，1708—1780）等共同创作了乾隆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杜尔伯特部的上层人物并宴请他们的《万树园赐宴图》。杜尔伯特部的首领“三车凌”（即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盂克）在平定准噶尔部的分裂势力的过程中，与清军联合作战，立下了汗马功劳。张诚的这些经历是他亲口告诉钱德明的。
（二）朝鲜使节团：朴趾源和卢以渐的记载
在马嘎尔尼使团来华之前的外国游记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朝鲜学者朴趾源（字仲美，号燕岩，1737—1805）于1784 年出版的《热河日记》。11 由于高丽王朝的李成桂大将是在朱元璋（1328—1398，其中1368—1398 在位）的帮助和册封下建立的朝鲜王朝，因此朝鲜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对明朝每年纳贡。1644 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清兵入关后，朝鲜根本不承认清朝统治的合法性，一直在收买士兵准备恢复大明。到乾隆时期，朝鲜由于需要中国的帮助，才勉强接受了乾隆皇帝是中华正统的说法。1780 年（乾隆四十五年），乾隆皇帝七十大寿，朴趾源作为名士受邀，随同祝寿使节团来到了中国。他随使节团由鸭绿江取道东北，经盛京、山海关到达北京。当时乾隆皇帝驻跸热河行宫，于是他们又转赴承德。此行历时三月有余，经过了三十多站五千多里的行程。《热河日记》是朴趾源用汉文撰写的，他以日记、随笔、政论等多种体裁，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了与各界人士的交流，描绘了当时中国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风貌，可谓是一部有关当时热河乃至大清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历史、名胜古迹等的百科全书。其中涉及到承德的有：倾盖录、黄教问答、班禅始末、扎什伦布、行在杂录、忘羊录、审势编、鹄汀笔谈、山庄杂记、幻戏记、避暑录等章节。由于自明末以来，朝鲜与中国之间的正式官方交往中断，致使朝鲜学者对于清朝的很多东西不理解。与以前单一的儒家身份认同的明朝不同，清朝已经有蒙藏人士的喇嘛教认同，而这在热河体现得尤为充分。因此，朴趾源专门介绍了藏传佛教的黄教，讲到班禅和仿扎什伦布所建的弥福寿之庙（班禅行宫）之事。在乾隆的授命和礼部的安排下，朴趾源直接参加了班禅觐见乾隆皇帝的活动，因此他的记载非常详细、真实。但这些信奉儒教思想的朝鲜使臣原本就不愿意参见班禅，因而朴趾源对这位活佛的印象不是很好，按照儒家的看法认为其形象也不庄严：“其所披着皆织金，故肌肉色夺深黄，类病疸者然。大抵有金色，而脓肿蠢蠕，肉多骨小，无清明英俊之气。”（《热河日记·八月十一日》）而这些知识对于当时朝鲜国内知识阶层的人士来讲，都是新鲜的。《热河日记》的作者系当时的朝鲜学者，由于是用汉文记录的，在文化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因此并没有西方学者的那种文化冲击。实际上，《热河日记》更体现出了对未知事物（如黄教、班禅喇嘛等）以及新知识（所记载的各类的新奇事）的渴求，代表了“北学”学者对清朝所抱有的学习的态度。
除了《热河日记》之外，1780 年向乾隆皇帝祝寿的朝鲜使团中还有卢以渐（1720—1788），他回国后出版了《随槎录》一书，12 同样记载了此次的中国之行。其中也有关于六世班禅觐见乾隆的记载。在有关乾隆之所以要厚待班禅的目的，卢以渐一针见血地指出：“蒙古四十八部最为强大，乾隆畏之，待之甚厚，累与连婚，而患之弥甚。闻班禅最为蒙古之仰慕，特为招致，要藉其灵，以镇蒙古人。”（《随槎录·八月二十日》）朝鲜使臣往见班禅的时候，班禅提出了“永远恭顺，自然获福”的看法。书中也记载了卢以渐、朴趾源二人与一位蒙古族学者——作为翰林院编修的博明（1718—1788）交往的故事——“白头之交”，其中谈到了对儒家的孔孟程朱王学——中国儒学流变现状，儒释道三教之并行，并且论及到了孔孟及二程后人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共同的思想基础。
在朴趾源和卢以渐来访热河十年后的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即乾隆皇帝八十寿辰之际，朝鲜国王又派出了进贺使团前往承德祝寿。此次祝寿使团的正使为昌城尉黄仁点（1740—1802），副使是礼曹（礼部）判书徐浩修（1736—1799）。使团过了鸭绿江后，直接去了热河，在避暑山庄参加了规模巨大的庆典活动，之后来到北京，又从北京返回了朝鲜。1793 年（乾隆五十八年）徐浩修根据出使的日记和其他的文献资料，撰写了四卷本的《热河纪游》，13 对整个的出使过程，特别是在热河的活动予以了记载。除记录了朝鲜使团与清朝的交涉情况外，也有一些重要的史料，特别是与安南使团的交往，透露出了当时越南的一些重要事件。14
1790 年朝鲜国王派出的进贺使团的副使从官柳得恭（1748-1807），根据沿途经历和在热河的见闻，撰写了四十九首诗及注——《热河纪行诗》（又名《滦阳录》），15 对热河的风土人情以及庆典的场面予以了记载。
（三）马嘎尔尼使团来访的记载
18 世纪60 年代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英国迫切需要开辟新的市场和广阔的原料产地。1793 年（乾隆五十八年），英政府希望通过和清王朝最高当局谈判，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扩大双方的通商，于是派乔治·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带领使团访问中国。16 这是到达中国的第一个英国外交使团，是中英之间最重要的一次早期交往。乾隆皇帝正是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这个使团的成员。
1793 年农历八月十三日（乾隆八十大寿）马嘎尔尼使团带着英国国王乔治三世（George III，1738—1820）给乾隆帝写的一封国书去热河避暑山庄谒见皇帝。觐见时究竟行的何种礼节中英双方记载不同。英国人说马嘎尔尼等人按照觐见英王的礼仪单膝跪地，未曾叩头。和珅的奏折却说，英国使臣等向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随后，马嘎尔尼向乾隆皇帝呈递了英王的信，并送了几只西洋表作为礼品。皇帝回赠了大使一件雕刻得十分精致的蛇纹石。接着，斯当东父子上前向皇帝致礼，乾隆帝也赠给乔治· 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1737—1801）一块与大使一样的玉石，皇帝对12 岁的见习侍童小斯当东（托马斯·斯当东，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很感兴趣，于是把他召了过去，并解下自己身上的一只黄色荷包，送给了小斯当东。相关的记录见《马嘎尔尼日记》，17 以及作为使团副使的乔治·斯当东爵士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1797ff.）。18 此次英使访华团除了马嘎尔尼和斯当东的相关记录之外，当时任访华团“狮子号”轮船第一大副的安德逊（Aeneas Anderson） 也在回国后出版了《随使中国录》（A Narrative of the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 in the Years 1792, 1793, and 1794;Containing the Various Circumstances of the Embassy,with Accounts of Customs and Manners of the Chinese and a Description of the Country, Towns, Cities &c. &c.,1795）一书。19 尽管安德逊没有参加觐见的全过程，但他的游记记录了使团的日常生活和沿途见闻。随行的英国画家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1767—1816），在使团前往热河接受乾隆皇帝接见时，也因受人数的限制而留在了北京，但他后来根据使团其他成员的描述，制作了一些使团在热河的绘画，包括使团在万树园觐见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召见小斯当东等在西方世界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画作。20 除了承德的觐见之外，亚历山大也留下多幅描绘其他地区的画作，记录了18 世纪末清朝城乡官民的风貌。
乾隆皇帝以《大清通礼》中“宾礼”的方式来接待马嘎尔尼，最终使得这次原本可以有所期待的会面，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马嘎尔尼只行英式一膝一跪之礼，坚持不行三跪九叩之礼，也使乾隆大为不快。尽管马嘎尔尼的任务失败了，但“叩头”（kowtow）一词几乎立即成为了一个英语单词。
马嘎尔尼使团的访华，在外交上完全没有取得成功，他后来提出的七项通商和传教的要求，全被清廷驳回。这段历史在20 世纪下半叶后，重又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兴趣，由此也产生了一系列有关中国近代化的全新理论。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迫使清政府于1858 年签订了《天津条约》，进一步攫取了大量的特权。由于之前来华换约在天津大沽引起的冲突，1860 年8 月，英法联军17000 余人到达天津附近海面，攻克大沽，占领天津，在通县击败清军主力。9 月22 日，咸丰皇帝逃往热河，任命恭亲王奕䜣为全权议和大臣，留京求和议约。当年10 月28 日，咸丰在承德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西暖阁核准了奕䜣与英法俄签署的对中国近代史具有重大影响的《北京条约》。
（四）沙皇的东方学家对承德的记载
1892年，俄国沙皇命令外交部派遣人员前往蒙古地区考察，当时在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任教的波兹德涅耶夫（Aleksei Matveevich Pozdneev，1851-1920）奉命考察蒙古。他于1893 年4-5 月到达承德并详细记载了沿途的所见所闻，内容涉及到当时当地人生活的各个方面。1896 年他出版了《蒙古及蒙古人》一书，21 在其中第五章“承德府（热河）”中，他记述了承德的历史，并对其衰落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同时对城市的外貌、城郊和城内的建筑物都作了描写。有意思的是，波兹德涅耶夫特别关注承德商业的发展，提到了当地的丝绸业及喀喇沁旗的养蚕业。当然，任何到过承德的人都不会落下作为离宫的避暑山庄和喇嘛庙，波兹德涅耶夫也对此作了详细的介绍。此外，他还提及了郊外的棒槌山及山上的石幢。值得一提的还有，波兹德涅耶夫会将每天每一个时段的温度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可能是承德及周边地区最早的气温记录了。
二、20 世纪上半叶有关承德的报道
早在1810年（嘉庆十五年）清政府就设立了热河都统署，1827 年以后，热河的文武官员均属都统署管辖，官职等同于朝廷派出的总督、巡抚。避暑山庄的行宫，也随着大清的衰败而逐渐荒芜。辛亥革命以后，废除府建制，1914 年设热河特别区，1929年改建热河省，承德为热河省省会。1933 年承德被日军侵占，成立伪满洲特别行政区，1945 年承德解放，直至1955 年热河省被撤销建制，所属地区分别划属河北、辽宁和内蒙管辖。经过多年的战乱，避暑山庄原建筑的90% 已损毁或消失，美丽诱人的七十二景观只留下十处。
这一时段主要是国外的探险家、学者、外交官等出于不同的目的对承德进行考察。进入新世纪以后，承德的特殊历史地位、卓然超群的建筑、独特的民族风俗，吸引了很多国外的考察者。20 世纪上半叶有德国人、美国人、瑞典人、英国人、日本人前往承德，这些人中又包括学者、政客、外交官、建筑师、殖民者等等。他们的记载呈现出一幅丰富多彩的承德画卷。
（一）五位德国人——福兰阁、施瓦岑施坦因、鲍希曼、贝尔契斯基及莫里逊夫人对热河的考察
1. 汉学家福兰阁的《热河纪述》
汉学家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的一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从1888 年7 月至1901 年8 月，他在中国担任德国公使馆的翻译和外交官；二是从1909 年他在汉堡殖民学院创立“中国语言与文化系”后，他转向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出版了5 卷本的《中华帝国史》（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 5 Bde. Berlin 1932—1952）。1890 年5 月14 日-28 日福兰阁经天津去热河旅行，记录了很多的见闻。22 这些见闻除了对新闻报道进行整理外，他也开始对由于旅行而产生的问题进行学术加工。这些旅行日记不仅仅是他的备忘录，更是他源于实践的材料搜集，为他日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直接的依据。1902 年，福兰阁在回到德国一年以后，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汉学研究专著：《对直隶省热河地区的描述》。23 这部有关这一地区情况和民俗研究的专著，后来被视作是福兰阁向建立在文献学基础上的历史研究的转变。他为自己的所见所闻查找到了历史文献的佐证。福兰阁在书的前言中写道：
首先激发我出版这本书的是我在1890年春天在热河地区所做的旅行。这部论文包括了我这次旅行的成果，以及后来我在 1896年所作的穿越整个蒙古东部地区旅行的观察记录，以及对与此相关的中国和国外文献的深入研究。24
对热河地区早期的史料研究，最终引导福兰阁开始关注中国的政治和历史研究。有关热河的研究文献，除了此书之外，福兰阁还与汉学家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共同编辑了《中国访碑记》（Epigraphische Denkmäler aus China，1914），除了一篇重要的序言外，第一部分还收录了北京、热河和西安的喇嘛庙碑文拓片81 页，包括汉、满、蒙、藏文四种文字。25
2. 外交官施瓦岑施坦因的热河摄影作品
有关承德较早且比较系统的摄影资料，来自庚子时期担任德国驻华公使的穆默·冯·施瓦岑施坦因男爵（Philipp Alfons Freiherr Mumm von Schwarzenstein，1859—1924）的摄影作品。26 作为德意志帝国的资深外交官，施瓦岑施坦因在1900 年被派往中国之前，曾在伦敦、巴黎、华盛顿、布加勒斯特、梵蒂冈、卢森堡任过职。他之所以被派往北京，是因为之前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C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1853—1900）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在北京街头被清军所杀害。对中国文化极具好感的施瓦岑施坦因男爵，在很多方面并不认同当时担任八国联军总司令的瓦德西伯爵（Alfred Graf von Waldersee，1832—1904）的意见。男爵是一位摄影爱好者，正是因为他在中国各地的摄影作品，才使得当时承德的一些影像资料得以保存下来。照片从他1900年6月在热那亚乘上“普鲁士号”（Preussen）开始，一直到1902 年7 月他在北京德国公使馆担任工作。在目录中，施瓦岑施坦因男爵将日记分为六个部分：我的出航；在北京；北京附近；郊游；南方旅行；在北京公使馆的工作。共有29 幅热河行宫（14 幅）和热河寺院（14 幅，还包括一幅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总图）的照片被收录在“郊游”中，编号从XIX 至XXVIII。这些照片对于我们今天直观地了解当时的情形是弥为珍贵的。除景物之外，男爵还拍摄了很多的人物肖像照片，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他本人与慈禧太后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1905 年他离开中国之前，慈禧将亲自绘制的牡丹图送给了这位德国外交官。
3. 建筑师鲍希曼对承德建筑的考察和研究
德国建筑师鲍希曼（Ersnt Boerschmann，1873—1949）可以说是最早、且最为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建筑的西方学者。他曾作为德意志帝国东亚卫戍旅（Ostasiatische Besatzungsbrigade）的建筑总监于1902—1904 年间被派到中国工作。此时他逐渐发现自己的兴趣是在中国古代建筑方面。1906 年鲍希曼借助于德意志帝国的经济支持，开始了他第一次的考察旅行。在此次考察中，他以德国公使馆科学顾问的身份，探访了中国古代18 个省的14 个，主要考察的建筑物为佛塔和寺院，他拍摄了无数的照片，并绘制了各种建筑草图。期间，他于1907 年到过承德地区，这一地区的皇家园林和寺院建筑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所有这些都为他后来出版的专著积累了相当的素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的1918 年至1921 年间，鲍希曼任柯尼斯堡军事建筑局局长一职，他因此接受邀请到处做有关中国的报告，先是在东普鲁士地区，后来遍及整个帝国。1921 年鲍希曼到了柏林，1925 年起在夏洛滕堡技术大学（Technische Hochschule Charlottenburg）任职，1927 年被聘为教授。1933—1937 年鲍希曼第三次来到了中国，此次旅行他拍摄了大量的照片，绘制了很多建筑物的图纸，制作了大量碑铭的拓片。1940 年起，他在柏林大学汉学系担任任课教师，他希望在那里成立他的“中国建筑研究所”（Forschungsinstitut für chinesische Architektur）。1943年，鲍希曼在柏林的住宅被毁，好在他的照片档案和藏书被及时转移到了他夫人的老家巴德·皮尔蒙特（Bad Pyrmont）。1945 年，汉堡大学汉学系的主任教授颜复礼（Fritz Jäger，1886—1957）由于曾经是纳粹党员而遭到解职，因此，直到鲍希曼于1949年去世，他都担任临时的汉学系主任。鲍希曼去世后，他的一部分藏书经科隆的东亚艺术史家施维耐（Werner Speiser，1908—1965）转到了科隆大学图书馆和大学档案馆。
在1907 年5 月至6 月的三周时间里，鲍希曼对承德地区的建筑进行了极其细致的考察，拍摄图片图像近240 张，绘制了一些建筑测绘图，并且制作、收集了大量寺庙的碑石拓片。正是由于他在自己有关中国建筑的著作中所使用的照片、测绘图的专业性，使西方世界的读者渐渐以科学的方式来认知中国建筑。
4. 艺术品收藏家贝尔契斯基的热河旅行记
德国著名的亚洲旅行家、艺术品收藏家和商人、作家弗里德里希· 贝尔契斯基（FriedrichPerzyński，1877—1965） 于1920 年出版了《论中国诸神——中国旅行记》一书。27 贝尔契斯基很早就显示出其对于东亚艺术品的兴趣，并且收藏了很多品相极好的日本和中国的藏品。他的很多收藏品今天分散在德国、英国以及美国的博物馆中。1905年贝尔契斯基受不莱梅艺术博物馆（Kunsthalle Bremen）馆长古斯塔夫·保利（Gustav Pauli，1866—1938）的委托，为博物馆购置有关日本彩色版画及相关的专业书籍，这些收藏至今依然在该博物馆版画陈列室（Kupferstichkabinett）中。尽管贝尔契斯基并没有相应的学术背景，但他还是于1924 年在汉堡大学（Universtität Hamburg）完成了他有关日本戏（能剧）面具的博士论文，并于次年得以出版。28 汉堡的日本学学者卡尔· 弗洛伦茨（Karl Florenz，1865—1939）对他在日本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1929 年，由于经济危机，贝尔契斯基将他为数不多但品质超群的收藏全数拍卖，之后由于身体的原因，他常常居住在法国南部和摩洛哥。纳粹执政以后，作为拒不接受纳粹理念的贝尔契斯基于1942 年3 月流亡至布宜诺斯艾利斯。1965 年8 月，88 岁高龄的贝尔契斯基在南美死于胰腺癌。
1912 年贝尔契斯基自费前往中国，从本书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他除了北京之外，还去过北京周边的地区以及河南、山西、浙江、广东、澳门等地。本书共261 页，有80 幅整页插图，共分11 章，其中第6 章（第159-193 页）是有关热河的，共包含13 幅摄于热河及其附近的珍贵照片。
1912 年的中国正处于纷乱的时代：民国刚刚成立，清王室的势力依然存在。贝尔契斯基希望能实地考察中国文化的遗址，同时也希望在中国寻找到一些古董。在他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清末时的避暑山庄很多建筑破落的样子。位于镜湖中心岛上的戒得堂（Halle der Vorsicht）的中间部分已经坍塌。（图版第51）29 而普乐寺的照片，除了重檐圆顶的主体建筑旭光阁外，还拍摄下了周围供密宗修炼、观摩、传授秘法之道场——阇城群庑的样式，30 现在已经早已被损毁了。（图版第52）所拍摄的普陀宗乘之庙的全景图，当时的建筑依然非常齐全，寺院掩映在松柏之中，蔚为壮观。31（图版第50）可惜，十余年之后，这座小布达拉宫遭到了军阀的大肆破坏，很多建筑和树木惨遭损毁。因此，作为艺术收藏家的贝尔契斯基的这些照片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5. 莫理循夫人的热河相册
以前我在研究德国汉学家霍福民（Alfred Hoffmann，1911-1997）的时候，知道他曾于1945年与摄影家赫达·哈默尔（Hedda Hammer，1908—1991） 共同出版过一本《南京》的摄影集，32 哈默尔的摄影，霍福民撰写的解说。后来知道，哈默尔之后嫁给了曾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的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 之子阿拉斯泰尔· 莫理循（Alastair Morrison），当时他作为《泰晤士报》的记者常驻北京。1946 年两人结婚后“赫达·哈默尔”改名为“赫达·莫理循”（Hedda Morrison），之后他们离开北京，去了香港和马来亚的砂拉越。1967年之后，他们定居在堪培拉。
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海达·莫理循中国照片收藏（1933—1946）”（Hedda Morrison Photographs of China，1933—1946）收藏有莫理循夫人在1933—1946 年间居住在北京时拍摄的约5000 张照片和10000 张底片，其中有300 多幅是热河的照片，所有这些照片都可以通过哈佛数字档案馆（Harvard digital archive）看到。
作为职业摄影师，莫理循夫人的兴趣绝不仅仅在于有关承德漂亮的风景和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物，她更关注的是生活在这个土地上的人们。这包括男女老少的肖像照片，有长者，有年轻的女性，有母子，也有母女，有大笑的农民，也有哭闹的孩子，有叼着烟袋的中年女子，庙门口栖身的乞丐，在寺院劳作的僧人……。总之，在莫理循夫人的镜头下，热河对她来讲是活生生的一片中国土地。她的丈夫阿拉斯泰尔·莫理循曾经这样评价他夫人的摄影作品：“她（通过摄影所表达的）对所爱的城市和所爱的人的看法，是她最好的永久的家。”33
（二）三位美国人的热河印象
1. 游记作家费兰控的“热河游记”
20 世纪上半叶美国著名的游记作家费兰控（Harry A. Franck，1881—1962）在1910 年后到达东亚，他先去了朝鲜，从那里去了日本，之后从日本到达中国。1923 年，费兰控在美国出版了他的《漫游中国北方》一书，34 其中第三章专门描写他在承德的游览。由于费兰控本人是通俗游记作家，并非汉学家或东方学家，因此他在游历热河的过程中，很多的故事都是道听途说而来的耳食之谈，也可能是由于当时翻译的误译。例如他在书中讲述的故事中就有雍正在热河遇到乾隆皇帝的母亲的说法，这显然是极不可靠的。但他对避暑山庄和附近寺院的描写非常细致，对了解这一时期的承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他在书中还谈到了一件轶事：当时国联要求对中国每一个地区“禁烟”（禁止鸦片）的情况予以调查。当费兰控还在北京的时候，那里的官员就让他充当禁烟联盟的特派调查员。由于国联要求对每一个重点怀疑地区的调查都需要一个外国调查人员的参与，因此，此次费兰控的承德之行，也成为了一次官方的“禁烟调查”，尽管他本人说，他连罂粟苗跟萝卜苗的差别都分不出来。
2. 社会学家西德尼·甘博的热河照片
西德尼· 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1890—1968）是美国社会学家，他曾四度到过中国，其间拍摄过大量有关中国的珍贵照片，其中包括1924 年他在热河地区进行社会调查时拍摄的几十幅珍贵照片。 1917-1919 年，甘博作为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的干事来到北京，他在中国进行了多项社会调查，并在时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步济时（John Stewart Burgess，1883—1949） 教授的指导下出版了《北京社会调查》（Peking: A Social Survey）一书，这部书中收录有50多幅的照片。1924 年甘博和他新婚不久的妻子伊丽莎白·洛伊（Elizabeth Lowe）一起来到中国，他自己出资聘请了一支中国研究团队，期间调查了283户家庭，并于1933 年出版了《北平的中国家庭是如何生活的》（How Chinese Families Live in Peiping）一书。此后，他特别对河北的定县产生了兴趣，于1931 年至1932 年间第四次来到中国进行社会调查。回到美国后，他撰写了《定县：一个华北乡村社区》（Ting Hsien: A North China Rural Community，1954）与《华北乡村》（North China Villages，1963）等书。
甘博的热河之行是在1924 年，他带着新婚的妻子洛伊一起来到中国，也到了承德。照片中可以看到他妻子的身影。与外交官、建筑师等不同，作为社会学家的甘博，除了拍摄一些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风景照片以及寺院内的神像之外，他更注重的是承德及周边地区一般民众的生活状况。从北京到热河，当时必然要经过一段南部燕山山脉，在那里可以从容地观赏起伏绵延的长城。照片中有晾晒旱烟叶、晾晒粉条和有养蜂的农民，也有锔锅、锔碗的匠人，还有推碾子的老人与儿童，以及当时围观外国人的承德当地的妇女和儿童……。在甘博的镜头之下，尽管能够看出当地的贫穷，但到处却是一片祥和的景象。当代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1936-）这样评论甘博的这些照片：甘博的“这些发现是开放的，他头脑清醒，方法论上显示出其灵活性（虽然常常也受到不同观点学者的批评），甘博极具想象力，特别是以摄影的方式呈现出一个充满活力、热情洋溢、理智的中国，但却从来没有表现出长期的中国革命给中国人内心深处所带来的真正苦痛。”35
3. 记者福尔曼拍摄的热河照片
美国记者、摄影师合理森·福尔曼（Harrison Forman，1904—1978）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作为《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和《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 的专栏作家， 来到中国，并且采访过毛泽东（1893—1976）。他所拍摄的照片，目前都存放在设在威斯康辛大学的美国地理学会图书馆哈里森·福尔曼收藏室（Harrison Forman Collection） 中。这些收藏品包括3800 多张照片和300 多张底片，35 毫米幻灯片格式的底片有98000 张。有关中国的照片包括西藏、抗日战争、中国内战、河南饥荒等主题。其中有关承德的照片共有50 多幅。此外，威斯康辛大学图书馆还藏有“1932—1973 年哈里森·福尔曼的旅行日记和剪贴簿”（Travel Diaries and Scrapbooks of Harrison Forman 1932—1973），在其中的13 本中国日记中，有关于他在热河的详细记录。
福尔曼的照片除了对寺院的外部景观进行拍摄之外，也特别注重寺院寺僧的佛事活动。他捕捉了喇嘛们在普宁寺大雄宝殿诵经时的场景。殿内的佛像，特别是忿怒尊化身像，例如他曾拍摄过普宁寺东配殿的密宗护法金刚——降阎魔尊、护法金刚——大黑天以及吉祥天母等密宗造像。此外，他还拍摄了普宁寺大雄宝殿中的十八罗汉的部分形象，以及罗汉堂中五百罗汉中他认为特别生动的几尊。值得关注的是，除了皇家和宗教建筑外，福尔曼还拍摄了日本占领时期，于1936 年建成的承德火车站。从福尔曼的这些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承德的很多建筑都已经破落不堪，普宁寺御碑亭的一个角落已经塌陷，须弥福寿之庙的生欢喜心殿的半个屋顶也已经荡然无存，……。尽管整个外八庙的气势尚在，但可以看到千疮百孔的建筑物处在苟延残喘的状态下。
（三）斯文· 赫定的记载
瑞典探险家斯文· 赫定（Sven Hedin，1865-1952）于1930 年6 月从北京驱车前往承德，并在那里逗留了10 日，他的摄影师拍摄了大量的照片，他自己也绘制了很多幅建筑物的草图。赫定一生出版了无数的著作，可以分为科学文献著作、科学探险著作、传记著作、通俗性著作、政治性著作、小说创作。他于1931 年在瑞典出版的这部《帝王之都——热河》（Jehol-Kejsarstaden，1931. 德文版：Jehol. Die Kaiserstadt，Leipzig 1932）36 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探险著作，而是属于通俗性作品。赫定前往承德的契机是由于居住在芝加哥的瑞典商人温森特·本迪克斯（Vincent Bendix，1881—1945）希望在芝加哥复制万法归一殿——普陀宗乘之庙的主殿的缘故。他在书中记录了他们一行从北京到承德的所见所闻，更有意思的是，赫定通过翻译大量中文文献，将全盛时期的避暑山庄的景象展示在了西方读者的面前。其中涉及到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土尔扈特东归、六世班禅喇嘛觐见乾隆皇帝以及马嘎尔尼使团的觐见，而这些都是以承德为背景的事件。除此之外，他还在书中讲述了有关香妃、和珅、嘉庆、咸丰与热河的渊源。也正是因为这是一本通俗的有关承德的著作，才能得以在西方世界传播很广。在此书瑞典语版出版后一年，德国就推出了德语版。同年，此书还被翻译成了英文。37
1931 年7 月赫定在写作此书的时候，芝加哥的那座仿制的万法归一殿已经出现在了预定的位置。1932 年本迪克斯还专门为这件精美绝伦的仿制品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中国的喇嘛庙——热河的布达拉宫》（The Chinese Lamatemple. Potala of Jehol，1931）。按照1 ∶ 10 的比例制作的万法归一殿构件与模型曾参加了1933 年在芝加哥举办的“一个世纪的进步”（A Century of Progress）世界博览会。本迪克斯同时将他在中国购置的许多佛像、唐卡、法器等运至芝加哥，陈列于殿内。当时发行的明信片称这座模型为“热河金庙”（Golden Temple of Jehol），从而使得热河的名声远扬。
（四）英国探险家的记载
英国探险家、作家傅勒铭（Peter Fleming，1907—1971），早年在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Christ Church College）受到良好的英式贵族教育。1933 年他作为《泰晤士报》（The Times）的特派记者，通过莫斯科经西伯利亚铁路到达北京。他在中国的经历被写入了《独行中国——一九三三年的中国之行》一书，38 之后他与瑞士探险家（Ella Maillart，1903—1997）从中国经过东干斯坦（Tunganistan，这是1934—1937 年新疆省西南部一个回族自治政权的名称）到了印度，这成为了他另外一部书《鞑靼通讯：从北京到克什米尔的旅行》（1936）的内容。39 这两部书后来合为了一部：《独行中国与鞑靼通讯》（1941）。40
傅勒铭在书中讲述了他从莫斯科到满洲国再到当时国民党首都南京的旅行经历。其中第五章记录了他在热河的见闻：在热河传教的美国传教士向他介绍了避暑山庄和喇嘛寺院。由于当时承德刚刚被日本军队占领，傅勒铭也记载了当时热河省主席汤玉麟（1871—1949）的不抵抗主义。书中还记录了一个西方人眼中的被日本所占领的承德的情景。
（五）日本学者的记载
日本学者对承德地区的兴趣由来已久，早在1898 年（明治三十一年）日本地理学家西和田久学就在著名的《地学杂志》上发表了《滦河及热河的旅行谈》一文。41 作者从地理学和地质学的角度，对滦河和热河进行了实地考察。除了一般的地理描述之外，也对承德附近的矿藏分部情况进行了说明。后来成为著名史学家、京都大学教授的桑原骘藏（1870—1931）在中国留学期间，曾于1908 年7-8 月在内蒙古东部旅行，在《历史地理》上发表了《东蒙古旅行报告》，42 涉及到他在承德的考察。在记述承德建筑时，桑原骘藏引经据典，穷源溯流，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历史的熟悉程度。1917 年在朝鲜银行调查局的支持下，日本人做了《关于热河蒙古地区的调查》，43 对上述两个地区做了详细的调查。1923 年，当时日本著名的美术史家大村西崖（1868-1927）编辑出版了一本《热河三十六景诗图》，44 可以看出热河对于一般学者的吸引力。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人利用前清废帝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在东北建立起了一个傀儡政权——满洲国。1933 年2 月，日军在制造“山海关事变”后，继而发动了“热河事变”，开始以锦州为基地分三路进攻热河，3 月热河沦陷。满洲国的领土除了东北之外，也包括热河。在日本“经营”热河的12 年中，日本派了很多的各界人士前往热河考察。据不完全统计，在这12年中，日本出版的有关热河的书籍多达百余种。
1933年，日本军队占领热河后，溥仪希望修缮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当时的满洲国文教部拟定了具体的规划。东京大学教授、日本著名建筑史学者关野贞（1868—1935）为此率考察团队进入该地区。在关东军、驻满使领馆和满铁的支持下，对热河行宫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共拍摄了2000 余幅照片。关野贞当时具体负责摄影和资料的收集，他的助手竹岛卓一（1901—1992）和荒木清三（1884—1933）负责测绘，荒木曾经设计过北京的日本大使馆正门。之后出版了署名为关野贞和竹岛卓一的四卷本《热河》图集。45 由于作者是著名的中国建筑史的学者，这部四卷本的图集对1930 年代时期的承德建筑，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学术梳理。当时还存在的一些建筑，如规模宏大的三层大戏楼清音阁，山庄内的碧峰寺、珠源寺和宗镜阁，外八庙的罗汉堂等建筑今已荡然无存，因此这些照片弥为珍贵。1935 年关野贞由于白血病去世之后，对承德的建筑进行测绘的工作由另一位建筑史家、早稻田大学教授伊东忠太（1867—1954）继续主持。可惜之后没有再出版续集。1936年开始，五十岚牧太（1898—？）用了四年的时间在热河调查古建筑，同时也特别关注藏传佛教艺术，他于1942 年出版了《热河古迹与西藏艺术》一书。46 这本书收录照片279 幅，测绘图18 幅。本书中的大部分照片由毕业于米泽工业专科学校的高橋正拍摄。
除了上述日本学者有关承德的比较严肃的学术著作之外，更多的是一般性的介绍承德名胜古迹的图书以及一系列的观光导游书，毕竟当时承德和热河成为了满洲国的一部分，很多日本游客前往观光旅行。此外，还有一大类是从政治的角度宣传日军占领承德的战争宣传品。今天看来，这些基本上只是为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宣传之用的。
三、20 世纪下半叶至今有关承德研究的成就
（一）对马嘎尔尼使团的再次关注
1989 年5 月法国作家、政治家佩雷菲特（Alain
Peyreifitte，1925—1999）出版了他的专著《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碰撞》（L’empire immobile ou Le choc des mondes. Rrécit historique，Paris，Fayard，1989）。为了撰写这部通俗的著作，作者除了使用马噶尔尼的资料外，还六次来到中国，参观了马噶尔尼走过的地方，搜集了1.2 万页的原始资料。同时还从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南非等地阅读了大量的内部档案，从而使他的研究更具实证性。47
全书共分为六个部分：一、“地球上最强大的民族”——向中国驶去（1792.9—1793.6）；二、另一个星球——去中国觐见皇帝（1793.6—9）；三、傲慢对自负——在皇帝的庇荫下（1793.9.2—10.6）；四、真正使命开始（1793.10.7—11.11）；五、峰回路转，希望复萌（1793.11—1794.9）；六、马嘎尔尼之后的一系列不幸。真正涉及到承德的部分，是第三部分在承德的觐见。除了觐见之外，这一部分实际上也描写了在其后四天的时间里，马嘎尔尼使团骑马在避暑山庄的游览，他自己也比较了中国与英国的园林，见识了中医针灸。佩雷菲特在书中提到了满人的汉化这一问题，他认为尽管马嘎尔尼在他的书中没有提到这一问题，但这实际上是至关重要的。48 在介绍了马嘎尔尼有关小布达拉宫的描述后，佩雷菲特认为：“这座庙宇的建成不是出于虔诚，而是反映了实际上最有权力的君主的专横暴虐。”49 书中还记载了乾隆皇帝回族香妃的故事，50 以及他认为自己是菩萨再生，大学士松筠（1752—1835）曾陪着马嘎尔尼参观了小布拉达宫——普陀宗乘之庙，信奉新教的马嘎尔尼对类似于罗马教皇的各种繁缛仪式都甚为反感。51 从这些描述来看，佩雷菲特依然没有意识到，自康熙以来的怀柔政策对蒙古、西藏人的重要性。
这是一部读起来异常轻松的书，当然对中国读者来讲其内容反倒显得异常沉重，但多年来担任多个部长职位的佩雷菲特的确是个会讲故事的人。在书的一开始的“小引”中，他就描写了乾隆在热河行宫接见马嘎尔尼使团的细节：清晨4 时，热河行宫内纸灯笼照耀着天子的帷幄，乔治爵士的儿子负责给大师提他身着的巴茨骑士斗篷的下摆，在觐见的时候，英国人只将一条腿屈膝跪地……。52 这也是为什么这部书一出版就进畅销书行列的原因，半年内就售出了20 万册。53
1995年，当时任教于北卡罗纳大学历史系的汉学家何伟亚（James L. Hevia）出版了他的专著《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54《怀柔远人》的主题是清代宾礼与1793 年的马嘎尔尼英国使团，何伟亚从分析清朝与英国对遣使事件的叙述话语出发，考察了双方不同的实际操作模式与观念框架。何伟亚同样介绍了大英帝国文化的大背景，特别强调了当时贵族中普遍流行的外交、贸易以及对中国的了解。中心的章节重新考察了马嘎尔尼勋爵对觐见过程前前后后的叙述，之后又透过清朝的礼仪和统治观念来审视清朝有关这次觐见的记载。其目的是为了将双方的叙述罗列在一起，以便进行比较研究。本书的最后，作者对这次清– 英相遇做出了一些总结，最终以“从事件到历史”一章将对马嘎尔尼使华的礼仪冲突的历史研究转到了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性质、作用的研究上来。
作为一位敏锐的历史学家，何伟亚分析了清代“差等包容”的统治方式，由此来反对费正清所谓的朝贡体制（Tributary system）。而所谓内和外的划分，是通过关系的亲疏远近来进行的，并没有今天独立和平等的国家概念。同时清朝的《皇朝通典》规定的也很清楚，境外的国家分为包括朝鲜、琉球、越南等在内的“四裔朝贡之国”，“余则互通市焉”。也就是说在清代既有朝贡之国，亦有通市之国。实际上，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冲突事件只是何伟亚用来解构既存的产生史学知识的常规方式的契机，他指出：
他们按照界限清晰的时空实体来安排其叙述；将文明与民族自然化为恒定的历史分析单位；据线性的因- 果关系组织事 件；明确以宗教、政治、经济与文化等类别来界定社会成分；并将历史发展分割成黑白分明的各个阶段。在不论是国家、民 族或是真理的某种抽象概念的影响下，学者们倾向于将所有这些类型作为实用性学术探索的必需因素。这些词汇、短语以及 类型为研究程序提供了基础。55
这才是何伟亚真正要克服的问题所在。尽管这部书受到了加州大学的周锡瑞（Jeseph W. Esherick，1942—）等人的批评，但在1997 年还是获得了美国亚洲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SAS）的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
这是全美有关中国研究的最佳著作奖项。
通过对马嘎尔尼使团在承德活动的重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历史学的转向：从对所谓历史真实的追求，转到了对历史知识论的研究上来，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更多关注的是历史认识是什么，而不再纠缠于历史本身了。不论是佩雷菲特还是何伟亚，都是在力图梳理对马嘎尔尼访问承德这一历史事件的认识史。
（二）以承德为中心建立起的内亚帝国——新清史的视角
从20 世纪末到21 世纪初的几年， 以罗友枝（E. Rawski，1939—）、柯娇燕（P. K. Crossley，1955—）、路康乐（E. Rhoads） 和欧立德（M. C.Elliott）为主的几位美国清史研究人员开始发表论文，质疑传统清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他们特别强调满洲的民族认同——满洲之道，内容包括娴熟骑射、秋狝围猎、通习满语、节俭之俗等，清朝皇帝不仅仅是中国皇帝，也是蒙古的大汗、蒙藏佛教中的菩萨、满人的首领……。在清代的地理空间方面，新清史的学者更强调清朝对东– 西轴广大疆域的控制，以打破传统清史研究以南– 北纵向区域为主轴的叙事框架，从而引入了所谓的“内亚视角”。因此，清朝是一个满蒙回藏的世界性的大帝国，理应从世界史的角度予以研究，主张将其作为一个帝国并与其他同时并存的帝国进行比较研究。以往我们重视的儒家经学的内容只是清代思想史的一部分，清史研究者更应当重视中亚民族的文化和思想。在使用文献方面，他们认为非汉文史料（特别是满文文献）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正是因为承德符合了作为满洲地区、多种宗教共存、秋狝围猎等方面的新清史预设的前提，很多研究清代的学者开始转向通过承德来研究清代统治者的身份认同这一问题。清朝统治者为了与蒙、藏上层贵族的和睦相处，积极采取怀柔政策。用乾隆自己的话说：“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56 通过在承德兴建的外八庙，在蒙族、藏族中扶植黄教，尊崇活佛，优礼喇嘛，从而实现融洽相处。这些措施的实行，受到朝野上下的拥护，并且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1. 绘制承德
2000年曾任职于德克萨斯大学和俄克拉荷马大学的傅雷（Philippe Forêt）出版了专著《绘制承德——清代的景观事业》（Mapping Chengde）。57 这本书运用了地理学和景观学的方法，分析了康熙和乾隆对承德进行绘制：对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设计和营造，认为这一景观奇迹在帝国政治中具有独一无二的社会学和文化的强制力，从而实现了清代作为一个帝国的建构过程。傅雷认为，如果从地缘政治来看，承德是北亚领土内相互竞争且具有矛盾的各民族交汇地区的中心。以怀柔的策略实现帝国内亚地区各族群的和平与统一，这是康乾皇帝“绘制”承德的政治目的。外八庙的藏传佛教寺院显示着清帝国对蒙古、西藏等亚洲腹地族群身份和信仰的尊重，这些景观在取悦从六世班禅喇嘛到马嘎尔尼这些外来贵宾的同时，避暑山庄中的汉式宫殿景观，也彰显着帝国的巨大力量。
避暑山庄位于北京到围场各行宫的中枢。《绘制承德》的作者认为，康乾两位皇帝真正的目的是要通过对承德景观的设计和营造，创造出一个面对帝国非汉族地区的新地缘政治和帝国中心的宇宙观，从而将内亚，特别是蒙藏成功地纳入帝国的版图。这部专著一共分为八章，从讨论中国地理到满族的历史背景开始，到具体筹划承德的十二庙、外八庙乃至避暑山庄的建造。后四章则从边疆的观念、宇宙观、承德景观的层次说对承德研究做了系统梳理。在这部书中，傅雷更进一步对清代在承德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及其意义，以及承德景观的多重文化特色进行了分析，从而向我们展示了建筑与政治的关系，也让我们进一步从清帝国的角度思考中亚对于康乾的重要性。
2. 在承德制造内亚帝国
2004 年，一本以承德为中心的清史研究论文集《新清帝国史——在承德建立起内陆亚洲帝国》出版。58 这部论文集的四位编者，除了新清史的标志性人物欧立德（Mark C. Elliott）之外，尚有上述3.2.1《绘制承德》一书的作者傅雷（Philippe Forêt），其余两位是以佛教史和蒙古史研究为其特长的邓如萍（Ruth W. Dunnell），以及以新疆为中心研究清代历史的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这部论文集第一次将帝国、内亚与作为城市的承德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论文集共分为五部分：1. 作为内陆亚洲首都的承德，主要是对承德背景的介绍。2. 帝国的仪式，主要希望通过木兰猎场的仪式解读帝国首都的运作方式；3. 皇帝的多副面孔，主要研究乾隆皇帝在不同内陆族群中的不同形象；4. 来自承德的声音，包括御制诗文、传教士书信以及其他各种有关承德的记载；5. 现代承德，实际上考察的是进入民国以后，各国学者对承德的考察，也研讨1949 年后的承德，在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民族团结所做的贡献。这是一项标志性的工作，意味着美国汉学界中国清代研究的范式转换，即从对清代政治史、汉化等传统的研究，开始转向满洲、蒙古、新疆等内亚地区的研究，认为清朝统治成功的关键在于对这些边疆地区的成功控制和经营。与以前研究者所认为的满洲统治者的成功之处在于“汉化”（sinicization）不同，这些学者一致认为，清朝的成功恰恰在于保持了满洲认同，保证了满蒙联合，满人的族群特征是他们得胜的法宝。而承德正是清廷处理当时正在扩张的俄国和内亚（包括东北满族的祖地、蒙古、西藏以及新疆等地）的理想之地：1689 年，康熙皇帝在木兰行围期间与俄国签署了《尼布楚条约》；1690年在木兰围场附近的乌兰布通，由康熙所统领的清军击败了噶尔丹的入侵；1691 年，康熙在多伦诺尔接见了前来归顺的喀尔喀蒙古王公；1771 年，乾隆在承德接见了自俄国来归顺清朝的土尔扈特蒙古领导者渥巴锡；1780 年，乾隆与西藏重要政教领袖之一的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贝丹益希于承德会面，并在万树园设宴款待之，等等。实际上，清朝将内外蒙古与中原长期稳定在同一个政权之下，这确实是前所未有的“洪业”，这些措施彻底解决了长城内外农耕与游牧民族的世代冲突，实现了包括游牧、农耕、渔猎等多种经济区域与多种生产方式的大一统帝国。承德的这一政治中心地位一直保持到1820 年嘉庆帝去世。
3. 避暑山庄与对清帝国身份认同的斡旋
目前在悉尼大学艺术历史系任亚洲艺术高级讲师的史蒂芬·惠特曼（Stephen Whiteman），在他于2011 年在芝加哥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创造康熙的景观：避暑山庄与对清帝国身份认同的斡旋》中，59则探讨了文化景观和地缘政治景观的建构和表现如何促进清初的帝国合法地位这一问题。具体是通过聚焦避暑山庄——清代最大的皇家园林的自然景观及其在绘画、木版画、地图以及个人描述中的映射，揭示空间、地理和记忆在清朝认同的磋商中的重要性。惠特曼以康熙时代的《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著名画家沈崳《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和曾任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的张玉书（1642—1711）对避暑山庄的描写等早期资料为中心，提出了康熙是将景观作为表达自身思想和美德媒介的观点。他指出，地理、景观和民族的交叉点是清朝作为国家形成及其力量的核心。清朝征服的汉族知识精英以及他们统治的帝国，与之前的满洲无论在地理上，还是文化上都截然不同，并且相互非常陌生。对于清朝早期作为一个国家的主要挑战在于，在一个完全异质的不同组成部分中创建一个地理和文化上具有凝聚力的帝国，并在其中确立其统治的合法性。因此，承德避暑山庄景观的创造——一种新的代表“清代”景观的发明，既反映了帝国多样性和理想的统一，又是促成所有这些目标实现的关键。
惠特曼认为，康熙皇帝通过建造皇家园林，以及绘画、图书和其他宫廷制作的艺术代表作，创造出了一个仅仅与皇帝相关的政治和文化重要景观。虽然此类的景观在国内还有一些，但避暑山庄可能是这些景观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它位于长城之外的热河地区，被描绘成非汉族的、荒凉的、自然的以及未被发现的地区——完全是一张文化空白的画布。正因为如此，康熙皇帝下令在那里建造了避暑山庄，浓缩了整个中国多样的地理风貌，同时重建了中国文化的历史中心——南方的景观。
在看似矛盾的情况下，山庄和其所在地——位于蒙古东部的承德——共同体现了朝廷对于多民族身份的复杂性的认同，这是贯穿整个清王朝的核心问题。作为清代的第二政治中心，避暑山庄以其空旷的地域，清新的空气，成为了皇帝及其众多继承者狩猎、进行外交活动和享受骑射乐趣的理想之地。通过以上的这些活动，以及由皇家主持创作的以避暑山庄为主题的绘画作品、画集、方志以及其他形式的艺术品，创造了一个政治和文化的重要景观，而这主要与皇帝本人相关，用于宣称其合法性并展示其权威，那些王公大人也因此与宫廷建立了忠诚的纽带。他们的支持对于清朝保持稳定以及掌控权力至关重要。
惠特曼的这部博士论文并非仅仅是个案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展示了一系列方法论上的示范意义。通过对康熙时代避暑山庄的研究，改变了传统的处理方式——只注重乾隆时代的最终发展状况，而是重新将康熙作为独立的政治行动的操作者来看待，正是基于其意识形态导向的有关避暑山庄的这些艺术作品，奠定了清帝国今后时段的实践基础。此外，跟以往的研究者或者将避暑山庄看作是汉族地区一个大规模文人花园的重建，或者是为非汉族的蒙藏地区佛教徒重建的寺院不同，惠特曼认为，早在康熙时代在热河的这一景观就已经清楚地显现出了满、汉、蒙、藏等多民族融合的特性。最终，这部论文也为理解景观作为整个清朝乃至现代世界早期意识形态的表达媒介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路径。
四、结语
1902 年，梁启超（1873—1929）在《中国史叙论》中按照欧洲式的三分法将中国历史分为“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三个阶段。其中所谓“上世史”指的是自黄帝迄秦朝统一，是“中国之中国”；“中世史”自秦统一至清代乾隆末年，是“亚洲之中国”；“近世史”则是自乾隆末年开始，是为“世界之中国”。60 梁启超所谓的“乾隆末年”，所指的显然是马嘎尔尼使团在承德觐见乾隆皇帝事件，他认为这一事件开启了中国近代史——“近世史”。
不论是张诚等耶稣会士，还是马嘎尔尼和他的副使、大副，抑或朝鲜祝寿使团有关承德的记载都是将每天所遇到的和所做的事情作详细记录，有时兼记对这些事情的感受。这种日记式的记录一般来讲很少有历史背景的铺陈和深入的理性分析。1902年出版的福兰阁的《对直隶省热河地区的描述》一书，尽管也是在他考察承德的日记基础之上加工而来的，但却标志着对承德研究的专门化的开始。其后斯文·赫定的著作即便是通俗性的历史读物，但他所钩沉的与避暑山庄以及与几代皇帝相关的史实，也使他的《帝王之都——热河》成为了一部真正有关承德历史文化的“专著”。
从两百多年来国外学者对承德的记述和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二个阶段基本上是追求报道的真实性阶段。不论是早期的耶稣会士，还是后来的探险家、学者，都希望通过考察与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来对承德的历史进行“还原”。第三个阶段的历史学家开始运用“冲击– 回应”、“朝贡体系”、“从事件到历史”，再到“内亚视角”。实际上承德历史研究的背后所体现的是整个历史学研究的范式更迭。无论如何，通过他者对承德的描述和解读，可以使我们有一种反对用本质化、同一性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文明的新认识。
不论是欧美人士，还是当时中国的藩属国朝鲜的贺寿使团成员，他们都是所谓的局外人，都是以局外者的身份冷眼看承德、看中国，他们所观察的视角常常是中国人不一定能够注意的道德。其次，这些局外人没有中国人的各种忌讳，因此他们的记录更加真实。
新清史的学者通过将承德作为清代一个除北京之外的政治中心，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视角，尽管他们在清史知识论上的真正进步并不大。
通过对康乾以来承德的研究，我们可以认识到，清朝的国家建构是满族与汉族以及其他中亚边疆族群交织共存的。通过对避暑山庄和为蒙古、西藏人修建的喇嘛庙，我们可以看出其政治空间结构的双层性和多层性。选承德北部的木兰围场进行所谓秋狝，目的也是为了与蒙古王公的更多接触、交往，以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管辖。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清朝最终完成了大一统。因此，避暑山庄的兴建体现着清朝统治者的思想意识和对蒙藏的怀柔政策。也正因为如此，避暑山庄的兴衰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了清王朝的盛衰。
从西方来看，神圣罗马帝国的衰亡，特别是17世纪上半叶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直接促成了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中国的情形不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所确定的外交关系的主权原则，是针对每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而言的。基于这样的一个传统，不论是英国人，还是德国人都不太理解对“华夷一体”、“中外一家”（《大义觉迷录》）的大一统国家的认同。而承德的历史发展，正好演绎这一段的形成：以萨满教信仰保留于满族内部，以朱子学为内地十八省和东亚属国的文教象征，而以黄教为统合满蒙藏的意识形态……，这其实是用一种便于统治的实用方式，进行意识形态的重构。
进入上世纪90 年代以来，国内外史学界持续关注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认识等问题。新清史强调满人在清朝的主体地位，强调对不同的族群采取不同的治理模式。他们举例说，皇帝是满人的族长，汉人的皇帝，蒙古的可汗，西藏喇嘛教的保护尊，也被看作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即便在清朝灭亡的时候，统治集团也没有真正汉化。我认为，新清史学者的这一转向，是针对以往清史学者过分强调满人的“汉化”、仅仅用一种中华大一统的历史叙事方式做研究的反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有的新清史学者因此得出清帝国不是中国的结论，这就完全是“矫枉过正”了。因此，如果我们以承德为例来看的话，清朝的中国在康乾之后所建构起来的“多元一体”的大一统国度，中国人恰恰不等于汉人，中国是满汉蒙藏等各个族群共同的身份。但无论如何，来自内亚政治的影响对清朝来讲根本无法与儒家思想相提并论。如何以承德为例，认识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性质，这既涉及到多语种史实方面的挖掘，也离不开新的理论上的探索。
以承德为中心所建构起的清代历史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历史，这可以破除以往我们将东方等同于中国，又将中国简化为汉族，将汉族思想理解为儒家思想的“中国观”的做法。尽管承德离北京很近，但它坐落在古北口长城之外，传统上属于蒙古地区的东部。如果以承德为立足点来考察清代的历史，那就会将边疆地区看作多元文明交流、沟通、互动的通道，看作多元文明交汇的从而形成自身特点的社会– 文化区域，进而重新看待中国文明的多元格局。61 从普遍意义的世界史角度来看，正是以游牧民为中心的中央欧亚，那个涵盖欧亚和北非的前现代文明世界才有了内部的链接。而那些建立了大帝国的游牧民集团，解释跨越了种族、语言甚至宗教文化传统的、混合而成的政治联盟，他们的国家远远超过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是由多元种族文化、社会并存混合而成的复合体。62 在前现代时期，承德的象征意义正在于此。
尽管乾隆以来，清朝拥有了内陆蒙、藏地区的广阔疆域，但农耕世界依然是清朝国家经济的基础，赋税的主要来源也来自这个区域。雍正指出：“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也，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尽人伦而谓人，灭天理而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域人禽也。”（《大义觉迷录》）很明显，雍正希望以文化取代地域与种族，从而使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处于遵循儒家伦理道德的制高点上。始于1772 年（乾隆三十七年）开始编纂的《四库全书》共有3500 多册，誊抄在了3.6 万册标准的套书之中。最初，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4 部，下令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以及承德文津阁珍藏。可见承德在乾隆心目中位置之重要。但无论如何，新清史的满族中心观、族群理论的运用、边缘与区域的视角、对汉语以外的其他文献资料的运用等等，对我们反思长期以来汉语清史研究的汉化说或中原中心说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同时也使我们对清代族群关系有了新的理解。
五、有关读本的几点说明
本书题为《海外承德历史读本》，其中的“海外”在前期既包括从耶稣会时期到过承德的各国传教士，也包括英国国王派来的使团人员，还包括朝鲜祝寿使团派来的使者；中期所指的是德国、英国、瑞典、美国、日本等国的学者、探险家对承德的描
述；近期主要是以美国的新清史专家为主的学者。所谓的“历史读本”中的“历史”，既是指在承德发生的历史事件本身，同时也是各种历史叙事，更是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这三个层面的关系，我们通过三个时段有关海外承德的历史阅读可以清楚地体会到。
此外，在海外有关承德的叙述中，往往以“热河”（Jehol）来替代“承德”。承德原名的确是热河，以水得名。清初，这里除蒙古人的牧马场以外，只有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叫热河上营，清建行宫以后，这里一直称为热河。实际上，早在1733 年（雍正十一年）雍正取承受先祖德泽之义，罢热河厅设承德直隶州，就开始使用“承德”这一名称了。由于从1914 年开始设置热河特别区，至1928 年明令改制为省，再到1955 年予以撤销，作为特别区和省的“热河”存在了40 多年，因此在民国年间的大部分有关承德的记述都冠以热河的名称。这有点像西文中的Canton/Kanton 一词，尽管是从“广东”来的，但所指的却是“广州”。
正是因为有太多的有关承德的海外史料，因此需要我们有选择地进行编排。选择的标准当然是对中国历史具有重要性或在西方社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篇章。选文的体裁不限，包括日记、散文、随笔、论著节选。尽管这是一本为中等文化水平以上的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人士准备的读物，但由于涉及到多种文化的碰撞以及跨文化、文化间的理解，因此一番认真的阅读功夫一定是必不可少的。
尽管如此，《海外承德历史读本》毕竟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虽然我本人一直在努力挑选重要的篇章和多个不同的国别来保证读本的质量和水准，但由于读本往往会受到编选者的视野和观念的影响，因而难免会有疏漏的地方。恳请各位方家予以指正为荷。实际上，一个读本所能起到的作用是让读者因此得到继续阅读完整文献、整体思想的契机，通过海外承德研究文献，去真正认识历史学丰富和深邃的内涵。当代史学的演变和复杂的变化依然在继续，海外有关承德的研究远未终止。这需要我们不断地去跟踪研究，汲取海外中国历史研究的宝贵财富。通过交流与互动拓展自己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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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李雪涛为《海外承德历史读本》写的“导论”，此书将于近期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出版。
1 本文所处理的有关承德（热河）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以著作为准，也包括已经出版的专书的部分章节，而不包括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在述及承德（热河）在某国的研究时，也许会提及部分论文，但均不作展开论述，特此说明。
2 “诚既还北京，开始在帝前讲授欧几里德原理，实用几何学与哲学；曾与白晋奉命撰种种书籍。二人先用满文撰写，然后对帝讲授，由是帝对于西学日渐信服。二神甫逐日进讲，虽驾幸京师十余里外之畅春园时，彼等亦进讲不辍。”见：第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446-447 页。实际上不仅是康熙去畅春园， 包括他去承德避暑山庄，两位耶稣会的数学教师也一直跟着。
3 陈霞飞译《张诚日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 年；张宝剑等译《张诚日记》，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五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
4 上揭张宝剑等译《张诚日记》，见《清史资料》（第五辑），第96 页。
5 杨宝筠译《中国现任皇帝传》，收入：莱布尼茨著，梅谦立、杨宝筠译《中国近事》，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年，第50-101 页，此处引文见第70-72 页。
6 Cf. Michele Fatica, Matteo Ripa e il Collegio dei Cinesi di Napoli (1682–1869), percorso documentario e iconografico, catalogo della Mostra. Archivio di Stato di Napoli, 18. novembre 2006 – 31 marzo 2007. Napoli, 2006.
7 此书的英文版：Matteo Ripa，Memoirs of Father Ripa, during Thirteen Years’ Residence at the Court of Peking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With an Account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llege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nese at Naples. London: J. Murray，1855. 中文版：邢维贤译《马国贤神父回忆录——清宫服务十三年》，载《承德民族师专学报》1986 年第4 期及1987 年第1 期；刘晓明编译《清宫十三年——马国贤神甫回忆录》，载《紫禁城》1989 年第1-6 期及1990 年第1-6 期； 李天刚译《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承德历史文献集成编委会编《承德历史文献集成1》，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5 年，第73-106 页收录了李天刚译的《清廷十三年》中与关承德相关的7 章，但将译者误作了“李国纲”，见目录第1 页及正文第73 页。）
8 乔治·洛埃尔（Gerges Loehr）《入华耶稣会士与中国园林风靡欧洲》，收入：谢和耐、戴密微等著，耿昇译《明清建耶稣会士入华与中西汇通》，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 年，第535-547 页，此处引文见第541 页。
9 Wan Ming, “Le ricerche in Cina sull’italiano Matteo Ripa e il Collegio dei Cinesi”, in: Michele Fatica, Matteo Ripa e il Collegio dei Cinesi di Napoli (1682–1869), percorso documentario e iconografico, catalogo della Mostra. Archivio di Stato di Napoli, 18. novembre 2006 – 31 marzo 2007. Napoli, 2006. p. 140.
10 《钱德明（Amiot）神父致本会德·拉·图尔（de la Tour）神父的信》，1754 年10 月17 日于北京，收入：杜赫德编，吕一民、沈坚、郑德弟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下卷，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年，第27-53 页。
11 《热河日记》的版本有：收于《燕岩集》（六册，铅印本），朝鲜大东印刷所，1932 年；《热河日记》（日译本），东京： 平凡社，1978 年；《热河日记》（外一种），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 年；朱瑞平点校《热河日记》，上海：上海书店，1997 年。
12 卢以渐《随槎录》，收入：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大东文化研究院合编《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第21 册，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165 页及以下。
13 徐浩修《热河纪游》，收入：复旦大学与韩国成均馆大学合编《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第24 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年。
14 越南阮光平——西山朝第二代皇帝（1788-1792 年在位），遣使多次前往大清请求册封，由于在此之前乾隆一直派军队入安南保护黎朝国王复位的，因此西山朝的请求均未获得认可。后来阮氏亲自赴京，并贿赂权臣才得以册封。此事《热河纪游》中有记载。
15 林基中主编《燕行录全集》第六十卷，首尔：东国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45 页及以下。
16 英使George Macartney 的中文音译名应为：乔治·麦卡特尼。以往的文献记录中有：“马嘎尔尼”和“马戛尔尼”两种译法，本文在行文中使用前者，在引文或书名中，依然保留原来的译法。
17 中文译本有：马戛尔尼著，刘半农译《乾隆英使觐见记》，上海：中华书局，1916 年版。部分的日记收录在Aubrey Singer，The Lion and the Dragon: The Story of the First British Embassy to the Court of the Emperor Qianlong in Peking 1792—1794. London: Barrie & Jenkins，1992. 以及：佩雷菲特著，王国卿等著《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北京： 三联书店，1993 年第2 版。马嘎尔尼除了日记之外，还根据在华的见闻，写了一本有关中国的小册子：An Embassy to China, 1793—1794. Longmans，1962. 此外，当时英使团的主会计约翰·巴罗爵士（Sir John Barrow，1764—1848） 回国后于1804 年出版有《中国纪行》（Travels in China, Containing Descriptions, Observations, And Comparison, Made And Collected in the Course of a Short Residence at the Imperial Palace of Yuen-Min-Yuen. London: T. Cadell And W. Davies， 1804.）一书（此书的中文版有：约翰·巴罗著，李国庆、欧阳少春译《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7 年）。这两本书的最新译本有：乔治·马戛尔尼、约翰·巴罗著，何高济、何毓宁译《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世界著名又及丛书第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中国旅游出版社，2017 年。
18 此书的中译本有：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内部读物），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年版（1965 年印刷本）/ 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上海书店，2005 年/ 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北京：群言出版社，2014 年；钱丽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2016 年。
19 此书的中文版：费振东译《英使访华录》（内部读物），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年。本书的修订本：费振东译《英国人眼中的大清王朝》，北京：群言出版社，2002 年。
20 William Alexander，The Costume of China. Illustrated in forty-eight coloured engravings. London: William Miller，1805. 其中一些经过英国画家托马斯·阿罗姆（Thomas Allom，1804—1872）的重新创作，制作成了铜版画，在西方世界流传甚广：China. The Scenery， Architecture， and Social Habits of That Ancient Empire. Drawn，from original and authentic sketches，by Thomas Allom，Esq，with historical and descriptive notices by the Rev. G. N. Wright，M. A. London: Peter Jackson，Late Fisher，Son and Co.，1843.
21 A. M. Pozdneev，Mongolija i Mongoly. T. 1-2. Sankt-Peterburg. 1896. 波兹德涅耶夫著，刘汉明、张梦玲、卢龙译《蒙古及蒙古人》，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 年。
22 福兰阁的旅行日记见：Otto Franke，“Sagt an, ihr fremden Lande”. Ostasienreisen Tagebücher und Fotographien (1888—1901). Herausgegeben von Renata Fu-Shang Franke und Wolfgang Franke. Sankt-Augustin-Nettetal: Steyler Verlag，2009. S. 65-78.
23 1933 年王光祈在翻译海尼士（Erich Haenisch，1880-1966）的文章中，就介绍过这部专著：“对于地理一学，工作尚嫌太少。……迄至今日止，计有两种模范工作，可以称述：一为佛郎克所著之《热河纪述》……。”海尼士著，王光祈译《近五十年来德国之汉学》，收入：李雪涛编《民国时期的德国汉学：文献与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3 年，第28 页。
24 Otto Franke，Beschreibung des Jehol-Gebietes in der Provinz Chihli. Detail-Studien in Chinesischer Landes- und Volkskunde. Leipzig: Dietrich，1902，S. v.
25 Otto Franke u. Berthold Laufer，Epigraphische Denkmäler aus China. 1. Theil，Lamaitische Kloster-Inschriften aus Peking， Jehol und Si-Ngan. Hamburg: D. Reimer，1914.
26 这部照片集的封面为Ein Tagebuch in Bildern（照片日记），扉页上有题词：Meinen Mitarbeitern in Peking zur freundlichen Erinnerung an ihren Chef Alfons von Mumm，kaiserlicher ausserordentlicher Gesandter und bevollmächtigter Minister（献给我在北京的部下——你们的领导阿冯斯·冯·穆默，皇家特派公使和全权大臣）。
27 Friedrich Perzyński，Von Chinas Göttern. Reisen in China. München: Kurt Wolff Verlag，1920.
28 Friedrich Perzyński，Die Masken der japanischen Schaubühne – Nō und Kyōgen. Hamburg，1925.
29 Friedrich Perzyński，Von Chinas Göttern. Reisen in China. München: Kurt Wolff Verlag，1920. 第170-171 页之间的图版。
30 Friedrich Perzyński，Von Chinas Göttern. Reisen in China. München: Kurt Wolff Verlag，1920. 第176-177 页之间的图版。
31 Friedrich Perzyński，Von Chinas Göttern. Reisen in China. München: Kurt Wolff Verlag，1920. 第168-169 页之间的图版。
32 Alfred Hoffmann，Nanking. Eine Beschreibung der Stadt. Mit 200 Aufnahmen von Hedda Hammer. Shanghai: Max Noessler， 1945. 254 S.
33 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海达·莫理循中国照片收藏（1933—1946）”（Hedda Morrison Photographs of China，1933—1946） “简介”（Introduction）：http://hcl.harvard.edu/libraries/harvard-yenching/collections/morrison/index.html
34 Harry A. Franck，Wandering in Northern China. New York & London: The Century Co.，1923. 中文版：哈里·费兰控著， 曾建华、徐立新、王威译《漫步中国》，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年。
35 Sidney D. Gamble’s China, 1917-1932: Photographs of the Land and Its People. Washington，D.C.: Alvin Rosenbaum Projects， Inc.，1988. p. 67
36 斯文·赫定著，赵清译，杨迟审校《帝王之都——热河》（国际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年。此书的另外一个中文译本：斯文·赫定著，于文达译《帝王之都——热河》，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年。这一中文译本译自黑川武敏1943 年的日译本。
37 Sven Hedin，Jehol. City of Emperors. Translated from the Swedish，1932.
38 Peter Fleming，One’s Company: A Journey to China in 1933 – Travels through the USSR, Manchuria and China. London: Cape， 1934. 中文版：彼得·弗莱明著，侯萍、宋苏晨译《独行中国——一九三三年的中国之行》，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 年。
39 Peter Fleming，News from Tartary: A Journey from Peking to Kashmir. London: Cape，1936.
40 Peter Fleming，One’s Company & Travels in Tartary. London: Cape，1941.
41 西和田 久學「北支那欒河及熱河の旅行談」，載『地学雑誌』第 10 巻（ 1898） 第 12 号，第 195-200 頁。
42 桑原骘藏《东蒙古纪行》，收入：桑原骘藏著，张明杰译《考史游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
43 朝鮮銀行·朝鮮銀行調査局『熱河蒙古地方ニ関スル調査』，1917 年（大正六年）
44 大村西崖 校輯『熱河三十六景詩圖』，圖本叢刊會，1923 年（大正十二年）。
45 『熱河』図版4 冊本，文未刊。東京：座右宝刊行会，1934 年（昭和九年）。
46 『熱河古蹟と西藏藝術』洪洋社，1942 年（昭和十七年）。
47 上揭《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碰撞》（中文译本），1995 年第2 版，“译者的话”第2 页。
48 出处同上，第278 页。
49 出处同上，第288 页。
50 出处同上，第296-297 页。
51 出处同上，第287-288 页。
52 出处同上，第15-16 页。
53 出处同上，“译者的话”第2 页。
54 James L. Hevia，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1995. 中文版：何伟亚著，邓常春译《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
55 转引自：罗志田“译序”，收入上揭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译序”，第10-11 页。
56 见1792 年（乾隆五十七年）《清高宗御制喇嘛说碑文》。
57 Philippe Forêt，Mapping Chengde: The Qing Landscape Enterpris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0. 这里所使用的“绘制”（map 作为动词，意思是“绘制”、“安排”、“筹划”），威斯康星大学东南亚史教授彤才·维尼察古（Thonchai Winichakul）在《图绘暹罗——一部国家地缘机体的历史》（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4/ 中文版：袁剑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年）中以“地缘机体”（geo-body）的理论来消解现代民族国家话语所建构起来的东亚/ 东南亚历史的一般理论，认为所谓的“暹罗”的国家地位完全是“被绘制”（mapped）出来的——这是一个从来就不存在地缘机体的新实体。显然，傅雷也认为，承德是“被绘制”出来的。
58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Edited by James A. Millward，Ruth W. Dunnell，Mark C. Elliott，and Philippe Forê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2004.
59 Stephen Hart Whiteman，Creating the Kangxi Landscape: Bishu Shanzhuang and the Mediation of Qing Imperial Identity. Ph.D. diss.，Stanford University，2011.
60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见《饮冰室文集》之六，收入《饮冰室合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11-12 页。
61 江湄《重新将“中国史”置于“世界史”之中——全球史与中国史研究的新方向》，载《全球史评论》（第七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12 月，第197 页。
62 杉本正明著，黄美蓉译《游牧民的世界史》，台北：广场出版社，2013 年，第16-42 页。此次转引自上揭江湄《重新将“中国史”置于“世界史”之中——全球史与中国史研究的新方向》，载《全球史评论》（第七辑），第199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