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与欧洲文明的战后重建1
文◎董成龙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与墨索里尼（Mussolini，1883—1945） 同年， 终其一生伴随纳粹政治与欧洲文明战后重建的历史进程。1937 年，雅斯贝尔斯被解职，1946 年才重返校园，参与海德堡大学重建。1948 年，雅斯贝尔斯远走他乡，定居并执教于瑞士巴塞尔，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ar，1900-2002）接替他在海德堡大学的教授职位。这位继任者的解释学提示读者要考察作品的“效果历史”，文本一经问世就脱离了作者的掌控，作者的那个意图就变成了络绎不绝的解释者的诸多意图。雅斯贝尔斯曾认定中、西、印三大文明在公元前800—前200 年间实现同步突破，这一时期即“轴心时代”（Achsenzeit），虽然他本人的书信、论文和专著都很少提及“轴心时代”，但在他的“效果历史”中，该词无疑是高频词。
在汉语学界，“轴心时代”往往被用以说明欧洲中心论的荒谬，也构成了超乎作者意图的“效果历史”。该术语有时还被译为“轴心期”或“枢轴时代”，有论者指出，应当译为“转轴时代”，从而与“轴心国”（Achsenmächte）的“轴”相区分，否则大不敬。2 问题在于，即便在翻译时做技术处理，如何解释雅斯贝尔斯选择与“轴心国”共享同一个“轴心”（Achse）词根？
研讨这一问题，或许能够发现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的历史命意。本文将以雅斯贝尔斯的《论欧洲精神》（1946）为关节，结合《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1949）和《大哲学家》（Die großen Philosophen，1959）等作品，借助他的自传及其与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等人的书信，对照历史语境加以考察。
一、欧洲重建与世界历史
雅斯贝尔斯1946 年9 月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的首次年会，主题是“论欧洲精神”（Vom europäischen Geist）。纳粹当局滥用“精神”（Geist）一词，致其意识形态化，这不只是德国现象，更是一种国际现象，3 那么，二战结束后一年举行有关“欧洲精神”的会议，就显得别有深意了。雅斯贝尔斯在日记中写道：“那些幸免于难者必然要肩负这样的使命，为此他应当耗尽他的余生。”4 欧洲知识分子组织这次战后会议，就是要重建精神家园。雅斯贝尔斯指出中国、印度和欧洲是三个平行发展的伟大精神，源头在公元前800 年到公元前200 年间，即“世界历史的轴心”。5
在讨论环节，谁都没再提“轴心”，固然可能因为没有将其视作术语，甚至雅斯贝尔斯也只是在发言中两次提及而已，但考虑到他三年后就出版了《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而在那里，“轴心”确切无疑是一个重要术语，此时的雅斯贝尔斯使用“轴心”，想必是刻意为之，而与会贤达避而不谈，恐怕正是因为二战的历史语境迫使他们对“轴心”保持警惕，毕竟当时的迫切诉求和常识是要“去纳粹化”（Entnazifizierung），而“轴心”和“元首”一样，都是被纳粹败坏了的词。纳粹统治时期，许多同事都折服于当局，雅斯贝尔斯却不为所动，“倘若罗马人在世，一定会授予他贞固之士的称号”。6 既然如此，他为何反倒在纳粹终结后使用与纳粹术语相近的语词？
1946年9月18日， 雅斯贝尔斯致信阿伦特，表露了对这次会议的寄托：“一些人将欧洲精神发展为一种欧洲的民族主义。但理智的人考虑的全部都在这个世界中。”7 雅斯贝尔斯关心的是整个世界，而不只是欧洲或德国，这涉及他的战争罪责判定：“所有人都共同负责，这在于其共同的来源之根与其目标。”8 因此，在1948 年定居巴塞尔之后，他“参与时代任务”的主要工作，就是在“欧洲哲学的终结”之后找到“进入将来的世界哲学之路”9。1947-1948 年间，雅斯贝尔斯致信阿伦特，其中两次都提到了有关三大文明作为世界历史起源的研究：
这学期我还有关于德国的讲座——我想是最后一次了。下学期，我打算讲古代哲学（中国、印度与希腊）。（引 者按：这个计划）有些傲慢，因为我要依靠对亚洲各个世界的翻译。在纳粹时期，我乐意思考人性的基础，现在我打 算让它在学说中显现。10
二战的“临界情境”（Grenzsituationen）让雅斯贝尔斯由战后德国问题转入古代哲学问题——换言之，要绕道古典文明，才可能做好战后欧洲的文明重建。《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频繁出现“世界历史”，显然是在讨论世界历史的起源和目标。雅斯贝尔斯划定了世界历史的四个阶段：（1）普罗米修斯，代（语言、工具的形成，火的使用），人成为人；（2）古代高度文化的建立；（3）轴心时代，人在精神上成为真正的人，具有完全的开放性（《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一部分是“世界历史”，而“世界历史”的第一章就是“轴心时代”），“是明确衡量各个民族对于人类整体的历史意义的尺度”；（4）科学技术时代。贯穿这四个阶段，有过“两次呼吸”，第一次是从普罗米修斯时代到轴心时代，第二次始于科学技术时代，是“新普罗米修斯时代”或“第二轴心时代”。11
世界历史四阶段的另一种说法是“世界图式”三阶段：史前时代、历史和世界史。轴心时代就是历史的到来，从轴心时代谈起，不是谈人类学或生物学意义上的“历史”，而是谈属于人世的历史。在雅斯贝尔斯看来，进入科学技术时代以前的历史只是局部史，而非真正的世界史。无法否认，在轴心时代到科学技术时代之间的这段时光，东西文明都没有产生真正的世界历史进程。但科学技术时代的来临则使得世界历史成为可能，人类由“历史”进入“世界历史”或“普遍历史”，随之也出现了多种世界图景。“现在将要发生的事件是普遍的和包括一切的，不会再有中国或欧洲或美洲的界限了。重大的事件，由于是整体性的，同样会具有一种后果非常严重的特征。”12 一个邪恶的世界图景显然会带来世界性的灾难。
二、纳粹政治与百年国故
1936 年，墨索里尼谈到德国与意大利合作时提到：“柏林—罗马的垂线并非一种切线，而是一个轴心，可以让怀着合作与和平意愿的所有欧洲国家合作起来。”此后，“柏林—罗马轴心”一词开始使用。《布洛克豪斯人民百科》（Volks-Brockhaus，1940）写道：“柏林—罗马轴心……表达了民族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在国家观与世界观上的亲缘性。”13 ，1940年，德意日三国签订协议，于是出现了“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和“轴心国以及轴心武装力量”。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1869-1946）就曾“画过一个以柏林、东京和罗马为支点的三角形，代表未来世界结构”。14
轴心国的设想是一种世界图景，与之匹配的现实政治是：墨索里尼要恢复古罗马帝国的霸业；希特勒最喜欢的德文词就是“世界观”（Weltanschauung），他在强调德国软弱和重振雄风的精神原因时，毫不迟疑地使用了“世界观”，他认为“一个民族的奋斗目标就是统治世界”；日本法西斯则要先攫取中国东北，进而占领中国、称霸亚太，最终夺取世界霸权。15 柏林—罗马轴心要扫荡欧洲，联合东京之后就要席卷全球了。
纳粹统治是暴力（枪—肉） 与洗脑（笔—心）的结合，纳粹极权主义者是现代智术师（武装的智术师），玩弄言辞，曲意迎合政治诉求。16 在希特勒之前，“领袖/ 元首”（Führer）是一个体面的普通词，却在战后德语中消失了。17 雅斯贝尔斯对纳粹政治造成的言辞腐败深有体悟：“我们的时代是各种各样的简化大行于世的时代。标语口号、一切都可解释的普遍性理论、粗俗的反命题都取得了成功……词汇被作为伪币使用。”18
“既然我们还活着，就应该有意义”；既然有腐败，就需要反腐来“转变”。1945 年的二战结束时刻，雅斯贝尔斯就与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1868-1958）等人合编《转变》杂志（Wandlung），当时的考虑是“在当下的危机中，古老的已遭毁灭，而新环境的形态尚未被发现”。19“面对虚无我们又振作起来”，他要重拾“历史的基础”——“首先是千年的德国历史，然后是欧洲的历史，再然后是整个的人类历史”。20
战后重建的紧要问题就是如何安顿德国，首先就是德欧关系——德国1871 年统一后，就出现了“德国的欧洲”（deutschen Europa）还是“欧洲的德国”（europäischen Deutschland） 这一问题。21 十九世纪欧洲崛起，产自欧洲的现代国际体系正面遭遇东方世界（主要为中国、印度与日本），欧洲与全球意义上的世界的关系问题随之而来：是欧洲的世界还是世界的欧洲？这两层问题贯穿一战与二战。
除此之外，雅斯贝尔斯还有古今之变的历史考察。他首先回顾轴心时代，进而拉近到1500 年以来的世界：“五百年以来，欧洲人将全世界纳入了其交通网之中”，又追忆“百年以来”的欧洲大业：“历史意识由危机意识决定，这一危机意识自百余年以来在缓慢增长，今天作为几乎所有人的意识而弥漫开来。”从轴心时代的古典文明到百年国故，雅斯贝尔斯游走千年的旅程后聚焦近几十年来的往事（“全人类的所有古代文化被卷入共同的毁灭或创新的潮流之中，这一事件的重要性直到近几十年才为人们所意识到”），从中反思欧洲文明的战后重建。22
三、轴心时代对抗轴心国
我们所寻求的历史哲学的整体观，应当让我们领悟我们自身在整体历史中的状况。历史的观点可以帮助我们澄清当下时代的意识，它指出了我们自身所在的位置。我们和我们的当下处在历史之中。如果当下在今日的狭隘视域中堕落为单纯的当下，那么它就会丧失其深意。我希望借助于这部著作提升我们当下的意识。23
雅斯贝尔斯有关世界历史的思考和对纳粹的反思紧密相关，对他而言，“历史的重要性在于运用它来探索哲理，而不是为了它本身”。24 所以，他研讨世界历史，不是要写一部世界史或普世史的历史作品，而是要写一部“哲学的世界史”，研讨“从中国到欧洲的一个整体，即人性的根源”，换言之，要对历史做一种非历史的反思，聚焦于“世界历史的问题和关于我们自己在世界历史中的处境问题”。《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世界史”，第二部分“当下与未来”，第三部分“历史的意义”，可见他有关世界历史的研讨是为了当下和未来，追问“历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25
“轴心时代”的实际所指（四位“思想范式的创造者”：苏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稣）构成了《大哲学家》的核心架构，这四位关心一些共同的问题，他们探讨“如何逃脱苦难与死亡”，“这同时也是我们与世界的关系问题”。26 轴心时代的“人们看到灾难就在眼前”，“哲学家们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他们成为了谋士和导师”。27 雅斯贝尔斯举的例子是孔子（魏国）和柏拉图（叙拉古）。要知道，1934 年，海德格尔卸任仅执掌一年的弗莱堡董事长，返回教席，同事问的就是：“君从叙拉古来？”从中也可看出轴心时代与欧洲现实的某种关联。
雅斯贝尔斯在《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轴心时代” 这一章征引了黑格尔（Hegel，1770-1831），但黑格尔的原文是：“世界历史围绕这个枢纽（Angel）旋转。”28 有论者注意到黑格尔说的是“枢纽”而非“轴心”，却未作深究。29 问题是，雅斯贝尔斯可能记错了原文，但如果记错原文却使用了纳粹术语，就显然不是偶然的记忆偏差了。他特意将追溯的历史“起源”定名为“轴心时代”，30 不难发现，既然他认为纳粹主义“把哲学看作致命的精神敌人”（政治对抗哲学），31 他此时就是用“轴心时代”对抗“轴心国”（哲学对抗政治），担起欧洲文明的战后重建。
借助“戏仿”理论，或许可以更好地把握雅斯贝尔斯的用意。戏仿就是借助他人的话语，指向相反的意象。智术师用模仿遮蔽本真，引发“歪理正理之争”，32 雅斯贝尔斯入室操戈，用智术师擅长的“模仿”，“戏仿”纳粹政治（武装的智术师）。
雅斯贝尔斯的历史解释是一种危机经验，也是直接在说历史的彻底垮台……历史进程可能通过遗忘而割裂。
轴心时代的观念应该解读为一种应对纳粹独裁创伤的符咒。其全部内容都是为了与一种价值形式联系起来。这种 价值形式需要理解为一种人道主义的信念。33
雅斯贝尔斯模仿基督教的世界图景，也提供了他的“创世”和“末日审判”34——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并在其中审判纳粹。1945 年，英法美苏四大国签署《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通过纽伦堡法庭对轴心国施以国际法审判，此时的雅斯贝尔斯则要通过轴心时代对轴心国施以世界历史的审判。
四、世界秩序对抗世界帝国
世界历史的审判不只要清理历史，更指向当下和未来。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古代所谓的帝国仍是局部的，而真正进入到世界历史之后，全球意义上的世界图景才出现。雅斯贝尔斯认为“现在的问题是”：“未来的发展是否是明确的，是否需要通过可怕的苦难、扭曲，通过恐怖的深渊才能通往真正的人类。”35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纳粹的计划是通过德意日轴心国同盟，转动欧洲乃至世界；它的基点是德国的欧洲，而非欧洲的德国，势必走向欧洲的世界，即轴心国统治的世界帝国，“以联合起来的欧洲力量征服世界，将世界欧洲化”36，而雅斯贝尔斯心心念念的则是世界的欧洲。
轴心国的世界图景是“世界帝国”（Weltimperium），通过垄断暴力而达到世界和平；雅斯贝尔斯则主张“世界秩序”（Weltordnung），对抗“世界帝国”的世界图景。在这个世界秩序中，“除了通过协商共同决定而获得统一之外，没有使用统一的强权”，“其结果并非是一个世界国家（Weltstaat，这意味着世界帝国），而是在协商和决定之中不断重建、在法律范围内自治的国家秩序，是一个广泛的联邦制”。37
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 曾提及《纳粹德语》（Nazi-Deutsch，1944）， 指出德语中“Siegfriede”（胜利的和平）与“Siegerfriede”（胜利者的和平）有明显不同，但甚至德国人也不容易听出区别。二者都是胜利之后的和平，但“胜利者的和平”却强调一个同盟的征服所支配的和平。38“轴心国”的设想就是胜利者的世界帝国，而雅斯贝尔斯则是要用世界秩序对抗世界帝国。
落实到战后世界格局的具体判断，雅斯贝尔斯认定“美国是政治秩序和自由的唯一希望”，又说到“世界历史目前取决于克里姆林宫的人们”，“欧洲的命运取决于美国和俄国的政策”。39 他曾经就引用到托克维尔（Tocqueville，1805—1859）的惊世大判断——托克维尔料想的“未来”世界图景正是雅斯贝尔斯眼下的“现实”世界图景：
当今世界有两大民族，从不同的起点出发，但好像走向同一目标。这就是俄国人和英裔美国人……它们的起点不同， 道路各异。然而，其中的每一民族都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终有一天要各主世界一半的命运。40
虽然如此判断大势，雅斯贝尔斯的目光却聚焦于美国和瑞士。俄国职业革命家列宁（Lenin，1870—1924）几度去瑞士休假，却不喜欢瑞士。41雅斯贝尔斯为什么如此看重这块弹丸之地？在他看来，瑞士狭小，却以联邦制实现了政治自由，“看起来似乎是欧洲和世界一体的可能模式”。42 不禁让人想到朱熹（1130—1200）读《孟子·滕文公章句上》的一则注解：“滕国偏小，虽行仁政，未必能兴王业，但可以为王者师。”雅斯贝尔斯看待瑞士，亦作如是观。看好瑞士，以期变革欧洲，加尔文
（Calvin，1509—1564）、卢梭（Rousseau，1712—1778）都曾如此，雅斯贝尔斯以言行事，以言辞的世界秩序批判现实的世界帝国；又以行明志，战时不离德国，深爱祖国土地，战后出奔瑞士，反思欧洲重建。
美国和瑞士“具有宽容的精神，克服自我，甚至在仇恨之中从理性出发与他人重归于好”，能够“在时代的风潮中”找到“和平转化革命者的道路”。43 在雅斯贝尔斯看来，这和他们的联邦制有关。如果他熟稔中文的话，或许会直接把“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翻译成“协和万邦”，这不正是他所理解的“联邦”之义吗？
世界帝国暴力而独裁，世界秩序和平而自由，那么如何改变暴力和独裁的处境呢？“一旦达成独裁制，不可能从内部废止”，“一切从内部反对它的东西都将被消灭”，因此一旦“全部陷入世界独裁”，44 那就无法解放了。
关于这一命题的直接生命体验是，雅斯贝尔斯夫妇即将在1945 年被纳粹处决，在等待死亡的最后那几天，美国解放了海德堡，将这对德国人从德国政权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要从外部的开放推动内部的改制，外部是什么？既是空间的东西文明，又是时间的古今对话。所以他才有上文所说的德欧关系和轴心时代之论，以及百年国故与世界历史的思考。
五、命运与意志
就任弗莱堡大学董事长前夕，踌躇满志的海德格尔于1933 年4 月3 日致信雅斯贝尔斯，说到：“所有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是否为哲学准备了适当的执行地点，并且帮助它获得发言权。”45 海德格尔的《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1933 年5 月27 日）大谈“命运”与“意志”，大学师生要“在德国命运极度艰难的时刻承负它的命运”，“追求德意志民族的历史精神使命的意志”；而“领导者们自身首先，并且在任何时候都是被领导者”，46 纳粹信条的核心是“领袖原则”（Führerprinzip）；这位哲人显然是希望像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用《利维坦》驯化利维坦一般，“领导领袖”（Führer führen）。47
1933 年的雅斯贝尔斯同样关心命运与意志，他也想重建大学。481967 年，雅斯贝尔斯为自己“盖棺定论”， 出版《命运与意志》（Schicksal und Wille），仍是在呼应三十年前的危机时刻和自己的思考初衷。从1946 年重建“轴心”，参与重建海德堡大学，到1967 年重建“命运”与“意志”，雅斯贝尔斯的着眼点都是战后重建问题，正因其表达与战时纳粹用语相似，才更凸显出取而代之的意图。墨索里尼要重建罗马帝国，雅斯贝尔斯也要重建罗马帝国，但他要开拓的事业是“非凡的共同命运”，在他看来，“由于技术现实，这种统一已如此确凿无疑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就像当年在地中海沿岸人民面前的罗马帝国一样”。49
既然要世界统一，那是否需要黑格尔笔下那种“世界历史民族”？雅斯贝尔斯认为，参与时代突破的民族是“历史民族”，没有参与的则是“自然民族”； 轴心时代的担纲者则是“轴心民族”（Achsenvölker），它们是“革命的少数的民族”，“产生了人类内部的历史性共同起源”。雅斯贝尔斯剑走偏锋，就是要以接近的话语扭转被纳粹腐败的“民族”和“国家”。50
“巴塞尔和约（1795 年）是康德撰写《论永久和平》的外界诱因。”51 两次世界大战也迫使雅斯贝尔斯思考世界历史与永久和平（pax aeterna）的话题。雅斯贝尔斯提到了“所有人和谐一致的未来图景”：“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52 这段《旧约·弥迦书》（4 ∶ 3）的话，很明显是说要化战争为和平，然而在这句话之前还有一句：“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看来在战争转向和平的时期需要一个审判者。这样一来，世界历史的叙事就有可能重回黑格尔的老路，需要一个主导者或中心。
雅斯贝尔斯曾自信地指出，费希特（Fichte，1762—1814）、黑格尔和谢林（Schelling，1775—1854）等人的问题在于，他们都“把自己的时代解释为最深刻的历史转折点”，与这些先贤的“自我欺骗”不同，他本人深知“当下并非第二轴心时代”。53 然而，雅斯贝尔斯思考重建时的局限在于，他不十分了解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看到的更多是欧洲之于亚非拉是先进带动后进；虽然在轴心时代的叙述中提到了三大文明的齐头并进，然而历史的此端最终还是欧洲成为世界历史的担纲者。
雅斯贝尔斯要用“全面视角”研讨世界历史，结果还是落入某种“中心视角”；他在戏仿“轴心国”的过程中，也落入其思想圈套。既然轴心国的失败已经告诉我们“认为一个轴心可以转动世界的观点是狂妄的”，那“用绝对的中心视角审视全人类，今天谁还会信？”54
马克斯· 韦伯（Max Weber，1864—1920） 反思一战，阿伦特却觉得他的民族复兴方案暗藏杀机，55 不知她读到雅斯贝尔斯的《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后又作何感想？
六、余绪
雅斯贝尔斯深入腐败的德语，以“轴心时代”戏仿“轴心国”，可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时人却退避三舍，对此保持沉默。数年之后的《大哲学家》虽然也讲人的精神突破，却不复使用“轴心时代”这一概念，亦足见其命名实乃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权宜之计。
德意志第三帝国征引历史资源服务现实政治，所以战后德国古典学家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1908—1987）将塔西佗（Tacitus，55-120）的《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视作邪恶书单榜首。56 与这种否定性的视角不同，雅斯贝尔斯重
谈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要从第一次轴心时代重启新征程，是一种肯定性的尝试。
雅斯贝尔斯命名“轴心时代”，有其特定历史情境下的考虑；这一概念产生后，东西方的研究者自然也各有历史企图。艾森斯塔德（S. N. Eisenstadt，1923—2010）侧重犹太人问题，他借用这个概念，追问现代世界或资本主义的起源。57 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研讨“技术轴心时代”，实际是接着马克斯·韦伯研讨“轴心原则”和“理性化”。58 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1916—1999）、罗哲海（HeinerRoetz，1950—）等海外汉学家和许多汉语学人关心的则是引入“轴心时代”概念后的中国叙事。
通过对“轴心时代”的历史化解读，可以呈现这一概念在战后时刻的特殊历史命意，或许与汉语学界拿来否定欧洲中心论的初衷未必吻合。问题也随之而来，是否一定需要一个欧美人士有关欧洲中心论的反思？这种诉求本身，怕仍旧处在欧洲中心论的窠臼之中。
汉语学界讨论轴心时代与中国，首先要仿照雅斯贝尔斯本人的做法，切入自身的百年国故与世界历史。对于汉语学人而言，如果不首先超脱解释的“效果历史”和“层累堆积”，只是单纯借用轴心时代的概念描述东西方古典文明，而没有进入雅斯贝尔斯本人的历史语境和问题意识，则可能失去晚清以来华夏士子研习西学的根本命意，缘木求鱼，其可得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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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19 年第3 期。304am永利集团的博士生庄超然和法语系的硕士生陈晖，分别搜寻并翻译了德语和法语的部分研究材料。特此致谢。
2 カール·ヤスパース，《歴史の起源と目標》，重田英世訳，理想社，1971 年；吾淳，《雅斯贝尔斯“轴心期”时间同步性的奥秘》，载《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8期，第122-126 页；陈启云，《中华古文化中的“超越”哲思：“轴心”与“轴”》，载《学术月刊》，2011 年第10 期，第5-15 页。
3 沃格林，《希特勒与德国人》，张新樟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 年，第92 页。
4 转引自李雪涛，《论雅斯贝尔斯历史哲学的构想》，载《德语人文研究》，2015 年第2 期，第72 页。
5 Karl Jaspers，Rechenschaft und Ausblick: Reden und Aufsätze，München: R. Piper & Co Verlag，S. 278. L’ esprit européen，Rencontres Internationales de Genève，Tome I，Neuchâtel，Les Éditions de la Baconnière，1947.
6 雅斯贝尔斯，《大学之理念》，邱立波译，“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15 页。
7 “Karl Jaspers an Hannah Arendt”（ 1946. 9. 18），Lotte Köhler，Hans Saner（ Hrsg.），Hannah Arendt Karl Jaspers Briefwechsel 1926-1969，München. Zürich: Piper，1991，S. 93.
8 雅斯贝斯，《论悲剧》，载《雅斯贝斯文集》，朱更生译，青海人民出版社，第452-453 页。
9 转引自Lars Lambrecht，“Lust，ein Weltbürger zu sein. Zu Jaspers Geschichtsphilosophie”，Discussion Papers 50，University of Hamburg，Centre for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Studies（ CESS/ZÖSS），2015.
10 “Karl Jaspers an Hannah Arendt”（ 1947. 1. 8），Lotte Köhler，Hans Saner（ Hrsg.），Hannah Arendt Karl Jaspers Briefwechsel 1926-1969，S. 108.
11 Karl Jaspers，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München: R.Piper & Co.Verlag，1949，S. 45-46，76. 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李雪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33-34、62-63 页。
12 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34、84-85 页。
13 Cornelia Schmitz-Berning，Vokabular des Nationalsozialismus，S. 7-8. 林登（Walther Linden）将“柏林—罗马轴心”概念及其复合词“轴心国”、“轴心政治”作为1936 年出现的新词，收入《德语词汇史》（Deutsche Wortgeschichte，1943）。
14 傅立群，《希特勒的称霸战争与豪斯浩佛的地缘政治理论》，载《军事历史》，1986 年第1 期，第43 页。
15 杜威，《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大同》（1942），载《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八卷），何克勇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338 页；杜威（John Dewey，1859-1952）于1915 年出版《德国的哲学与政治》，1942 年再版时添入一篇导言，即《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大同》。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第79、286、290-291 页；刘小枫，《麦金德政治地理学中的两种世界文明史观》，载《思想战线》，2016 年第5 期，第125-136 页；陈祥超，《意大利与20 世纪的法西斯主义》，载《世界历史》，2001 年第1 期，第44 页。
16 Hannah Arendt，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Schocken Books，1951. 对照马基雅维里所说，“所有武装的先知都成功了，所有非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
17 朱利安·扬，《海德格尔 哲学 纳粹主义》，陆丁、周濂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198 页，注释12。
18 Karl Jaspers，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S. 171-173. 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154-155 页。
19 Karl Jaspers，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S. 149. 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133 页。
20 萨弗兰斯基，《来自德国的大师——海德格尔和他的时代》，靳希平译，商务印书馆，2007 年，第453 页。
21 Thoams Mann，“Ansprache vor Hamburger Studenten”（ 1953），Gesammelte Werke. Band 10: Reden und Aufsätze，Frankfurt am Main: S. Fischer，1990，S. 402. 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于1938 年迁往美国，1953 年返回德国，当年概念化地提出“欧洲的德国”和“德国的欧洲”，但不等于此前没有相关思考。
22 Karl Jaspers，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S. 314，148，288，177. 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132、159、268、295 页。
23 Karl Jaspers，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Vorwort”，S. 109. 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1、95 页。
24 雅斯贝斯，《雅斯贝斯哲学自传》，王立权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年，第101 页。
25 雅斯贝斯，《雅斯贝斯哲学自传》，第84-85页。“Karl Jaspers an Hannah Arendt”（ 1948. 4. 10），“Karl Jaspers an Hannah Arendt”（ 1948. 5. 28），Lotte Köhler，Hans Saner（ Hrsg.），Hannah Arendt Karl Jaspers Briefwechsel 1926-1969，S. 142，146.
26 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李雪涛主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第191 页。
27 Karl Jaspers，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S. 23-24. 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12 页。
28.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1989，S.386. 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7 页。
29 Csaba Olay，“Bemerkungen zu Karl Jaspers’ Geschichtsphilosophie”，Studi Jaspersiani : III，2015，S. 219-234.
30 阿尔弗雷德· 韦伯等人都已提出有关“ 轴心时代” 的实质内容，却未曾定名。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4-5 页。Dieter Metzler，“Achsenzeit als Ereignis und Geschichte”，Das Ereignis. Geschichtsschreibung zwischen Vorfall und Befund，hrsg. von M. Fitzenreiter = Internet-Beiträge zur Ägyptologie und Sudanarchäologie（ IBAES） Bd. 10，London 2009，S. 169. 余英时，《中国轴心突破及其历史进程》，载氏著，《论天人之际》，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第1-70 页；沃格林，《天下时代》，叶颖译，译林出版社，2018 年，第49 页。
31 雅斯贝斯，《雅斯贝斯哲学自传》，第86 页。
32 赫伊津哈，《游戏的人：文化的游戏要素研究》，傅存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202-220 页。
33 Aleida Assmann，“Jaspers Achsenzeit，oder Schwierigkeiten mit der Zentralperspektive in der Geschichte”，Dietrich Harth （Hrsg.），Karl Jaspers Denken zwischen Wissenschaft, Politik und Philosophie，Stuttgart: J. B. Metzlersche Verlagsbuchhandlung，1989，S. 189，195.
34 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163 页。
35 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34 页。
36 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242 页。
37 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226-228 页。
38 卡西尔，《国家的神话》，范进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 年，第344-345 页。
39 “Karl Jaspers an Hannah Arendt”（ 1950. 8. 19），Lotte Köhler，Hans Saner（ Hrsg.），Hannah Arendt Karl Jaspers Briefwechsel 1926—1969，S. 164，191. Karl Jaspers，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S. 104. 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90 页。
40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1835），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5 年，第480-481 页；雅斯贝尔斯，《论历史
的起源与目标》，第165 页。
41 施米特（Carl Schmitt，1888-1985）就很欣赏托克维尔的这一预判，看出世界有“集中化”（俄国）和“民主化”（美国）
两种道路。参见施米特，《浅说托克维尔的历史编纂》（1946 夏），载氏著，《论断与概念（1923-1939）》，朱雁冰译，上
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336-339 页；施米特，《大地的法》（1950），刘毅、张陈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
第273 页。
42 雷颐，《列宁为什么不喜欢瑞士》，载氏著，《历史：何以至此——从小事件看清末以来的大变局》，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0 年。
43 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234 页。
44 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237 页。
45 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237-238 页。
46 《海德格尔致信雅斯贝尔斯》（1933 年4 月3 日），载比默尔、萨纳尔编，《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往复书简（1920-1963
年）》，李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234-235 页。
47 海德格尔，《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溥林译，载刘小枫编，《海德格尔的政治时刻》，华夏出版社，2010 年，第272-
273、277 页。
48 朱利安·扬，《海德格尔 哲学 纳粹主义》，第25 页。雅斯贝尔斯认为海德格尔是要“领导领袖元首”（参见萨弗兰斯
基，《来自德国的大师——海德格尔和他的时代》，第330 页），他在哲学上的政变思想，与“领导元首”的梦想走得同
样远（参见克劳姆伯茨，《施米特和海德格尔论主权和管治》，载刘小枫编，《海德格尔的政治时刻》，第128 页）。
49 萨弗兰斯基，《来自德国的大师——海德格尔和他的时代》，第322 页。
50 转引自萨尼尔，《雅斯贝尔斯》，张继武、倪梁康译，三联书店，1988 年，第73 页。
51 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23、62-63 页。
52 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第509 页。
53 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246 页。
54 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112 页。
55 Aleida Assmann, “Jaspers Achsenzeit, oder Schwierigkeiten mit der Zentralperspektive in der Geschichte”, Dietrich Harth (Hrsg.),Karl Jaspers Denken zwischen Wissenschaft, Politik und Philosophie, Stuttgart: J. B. Metzler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1989, S. 195.
56 格鲁嫩贝格，《阿伦特与海德格尔》，陈春文译，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170 页。
57 克里布斯，《一本最危险的书：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从罗马帝国到第三帝国》，荆腾译，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5 年。
58 艾森斯塔德，《现代化的曲折性》、《轴心时代的突破——轴心时代的特征与起源》、《西方的起源——当前宏观社会学理
论中西方的起源问题，新教伦理再思考》、《“轴心文明”比较研究的两个案例：拜占庭帝国与中华帝国》，载苏国勋、
刘小枫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社会理论文选II：社会理论的诸理论》，上海三联书店，2005 年，第227-305 页。
59 贝尔，《技术轴心时代》（上、下），王建民译，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03 年第2 期, 第50-71 页；2003 年第3
期, 第30-52 页。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Basic Books, 1976，p.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