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德国汉学史的新尝试1
文◎李雪涛
一
本来想给这本书起个《德国汉学研究史》的书名，后来我将这些年来所写的文章收在一起，发现正好凑成了十八篇，所以索性就将书名叫做《德国汉学史研究十八篇》。这部书并非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德国汉学史著作，而是我十余年来有关德国汉学史研究的成果汇集。
梁启超（1873—1929） 自1920 年从欧洲游历回来之后，决定写作一部中国佛教史。为此他开始系统研读汉文佛典，1922 年还专门到支那内学院听过欧阳渐（字“镜湖”，四十岁之后改字“竟无”，1871—1943）讲的唯识学。他陆续写出了一些研究中国佛教史沿革、佛典翻译和传播以及佛学理论的论文。1923 年出版的《梁任公近著》第一辑的中卷，便收录了他自己于1922 年10 月亲自选定的佛学文章十二篇（附录一篇）。梁启超在“序”中说：“中卷专为研究佛典之著作，内有《中国佛教史》之一部分，都凡十二篇。”2 后来收录这十二篇的单行本成为了《中国佛教研究史》一书。3 而中华书局在1932 年编辑出版《饮冰室合集》的时候，将“合集”又分为“文集”和“专集”两类，专集第十四、十五册，收录了梁启超的佛学研究文章十八篇（附录十篇）。1936 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这些文章的单行本，这便是著名的《佛学研究十八篇》，4 收录了梁氏1920-1925 年间研究中国佛教的代表性文章。
以前我在读高罗佩（Robert van Gulik, 1910—1967）的Siddham 的时候，5 知道这一名称来源是为儿童准备的最初的识字课本，由于一共有十八章，所以《悉昙章》也被称作《十八章》。义净（635—713）在《南海寄归内法传》四曰：“一则创学悉谈章，亦名悉地罗窣睹（Siddhirastu），斯乃小学标章之称，但以成就吉祥为目。本有四十九字，共相乘转成一十八章。”（大正藏54-228b18-20）看样子，从佛教来看“十八”的意义还不坏。
我的十八篇所揭示的是德国汉学研究史的十八个问题，涉及到：分期与书目、语言文学与翻译、范式与机构、互动与批判、专史与回顾五个部分。这样的编排也就决定了本书不同于通史的系统性、全面性，而是以问题为中心来展开论述。论文中既有趋于专精的个案研究，也有贯通、综合的整体性研究。因为如果没有审慎地深入史料，对汉学家及其著作，乃至其所处的时代做透彻的研究，那么整体性的研究很难成立。
二
章学诚（1738—1801）在强调目录学的重要性时指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6 这一般也被认为是学术史的功用：通过对不同时代的学术进行考辩，对其源头进行考察甄别，历史地呈现其学术延续的脉络。我想这同样适合对德国汉学史的研究。而对德国汉学的学科史梳理，应当成为德国汉学研究史的重要内容，这涉及到研究在历史上德国汉学的传承和发展、理论研究方面的突破等等，从而呈现出各不相同的研究方法、视角以及丰富多样的治学风格。因此，德国汉学史的研究，是以德国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为对象的“研究之研究”。
对波恩大学汉学系历史的重点研究，绝不仅仅是因为我曾在那边读过硕士和博士的缘故，更主要的是因为东方语言学院（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SOS）于1959 年在波恩大学重建，接续上了1887 年出于实用目的在柏林建立的这所包括汉语在内的外国语言培训机构。其实德国汉学之成立，与培训外交译员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早期培养出来的员工，其中很多后来都成为了知名的汉学家，如福兰阁（Otto Franke, 1863—1946）、孔舫之等巨擘都曾就读于这所学院。
在个案的研究中我选择了福兰阁和他的小儿子傅吾康（Wolfgang Franke, 1912—2007）。福兰阁从公使馆译员做起，后来成为了汉堡大学的教授。他是有意识地运用历史学的方式对中国历史进行全面系统建构的德国汉学家。其实以现代学科对传统中国知识进行重构和重组，这方面比较早的工作基本上都是由西方汉学家来尝试完成的。也正是在福兰阁主导德国汉学的时期，德国汉学研究的主题也呈现出了从传统的政治史、制度史转向社会史和经济史的趋向，从而使得很多社会科学的方法被运用到了汉学研究上。除了对汉学研究范式转换所做的贡献之外，福兰阁还耗尽积蓄购买了中国典籍，远渡重洋带回了汉堡，充实了汉堡大学汉学系的图书馆。今天在汉堡大学汉学系的图书馆，依然可以看到康有为（1858-1927）签名送给福兰阁的中文图书。为了不让自己的小儿子因服兵役而葬送自己的前程，福兰阁将刚刚从佛尔克（Alfred Forke, 1867—1944）那里做完博士论文的傅吾康于1937 年送到了北平。在中国生活了十三年的傅吾康，迎娶了中国太太胡隽吟（1910—1988），这也使得他的文化身份变得复杂——与中国的关系不再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而成为了中国的亲戚。
实际上，真正的汉学知识建构的基础是翻译。早期中国文学的德译基本上是从法文、英文的转译，尽管这些作品本身的代表性不一定很强，译文的质量也不一定很高，但却影响了德国文学自身的发展，甚至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 1749—1832）在此基础之上创立了“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的观念。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 对中国经典的翻译，更使得德国乃至欧洲思想界为之一振： 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 在流亡途中每天所读的就是卫礼贤翻译的《老子》译本，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 的藏书中有卫礼贤的全部译本。本书中既收录了一篇研究卫礼贤《孟子》德译的文章，也收录了我研究卫礼贤与周暹（即周叔弢，1891—1984）合作将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的《人心能力论》（Von der Macht des Gemüths durch den bloßen Vorsatz seiner krankhaften Gefühle Meister zu sein）翻译成中文的个案。可以看出，卫礼贤真正架设了一座中德之间的桥梁。
从时间上来看，德国汉学史可以上溯到18 世纪对中文、满文的图书收藏一直持续到20 世纪的下半叶。本书所收录的十八篇有关德国汉学研究的文章，大都是论述1945 年以前的德国汉学史。即便有些研究扩展到了20 世纪末或21 世纪初，也是对德国汉学传统研究的一种自然的延续。1956 年龙榆生写下了一首催人泪下的《浪淘沙》，遥寄十余年来杳无音讯的弟子霍福民（Alfred Hoffmann, 1911-1997），而他们真正过从甚密的时代是1940 年代在南京的中央大学。顾彬十卷本德文版《中国文学史》（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尽管是在21世纪才得以出版的，但却是真正接续着德国汉学史传统的中国文学叙事。
从空间上来看，德国汉学除了在德国之外，也发生在中国，特别是1930 年代的中国。因此这部集子中也收录了我有关这一时期发生在北平的德国汉学与中国学术之间的一段互动史。2018 年9 月我跟德国马克斯·韦伯基金会（Max Weber Stiftung）和法国远东学院（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共同在北外组织召开了“中国经历与汉员工成：旅居中国的西方学者（从19 世纪晚期到20 世纪上半叶）”（The China Experience and the Making of Sinology: Western Scholars Sojourning in China (from the late 19th century to 1949)）的国际研讨会。汉学成为一个学科或者说成为一个界线明晰的研究领域，其历史并非我们所认为的那么悠久。除去19 世纪早期在法国和19 世纪下半叶在英美等国的几个有限的教授席位外，事实上直到20 世纪初，在欧洲和北美的大学才开始普遍出现专门研究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学术机构。尽管当时从欧洲或北美到中国的旅行困难重重，但在清朝的最后几十年和随后的民国早期，还是有许多西方人士到了中国，从事属于知识阶层的各类活动：学习、教学或者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一些国家还在中国创建了长期性的研究机构或者学校，实地研究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例如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Centre franco-chinois d'études sinologiques de Pékin, 1940-1953），中德学会（Deutschland Institut,1931—1945），华文学校（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1910—1945）等等。此外，也涌现出了第一批联合研究项目，例如由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和徐炳昶（字旭生，1888—1976）带队，于1927 年至1935 年间深入中国西北地区进行系列科学考查的科考团队“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 1927—1935）。在晚清、民国时期，受到西方大学模式的影响，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开始成型，这为中国学术圈的繁荣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为中国和西方学者的交流对话创造了机遇。
从内容上来讲，德国汉学中有关汉语语言的研究，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分支。由于我还有其他一部有关德国汉语研究的专著将在近期出版，因此在本书中我只选了一篇有关甲柏连孜（Hans Conon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1840-1893） 博士论文的文章。甲柏连孜一生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但他有关中国哲学和古代汉语的研究，却很难有能望其项背的。前些日子，我收到了江沢建之助（Ezawa Kennosuke, 1929-）老先生从柏林寄来纪念他90 岁的《纪念影册》（Festalbum für Kennosuke Ezawa zum 90. Geburtstag. Berlin, 2019）, 他在书中回顾了北外全球史研究院与东西语言与文化研究会（Ost-West-Gesellschaft für Sprach- und Kulturforschung）于2017年4 月初共同举办的“作为汉学家和语言学家的甲柏连孜”的研讨会，正是在这次研讨会上，我宣读了这篇有关甲柏连孜博士论文的文章。除了研讨会之外，我们在北外图书馆还举办了有关甲柏连孜生平的展览。除了图片、图书以及甲柏连孜的眼镜等展品外，我们还专门制作了一个真人大小的甲柏连孜硬纸板像——2.09 米的高个子，不仅仅是他的学术研究，他本人在众人面前也是“鹤立鸡群”。
尽管自20 世纪以来历史研究流派纷呈，但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史学中对文献档案等一手史料的重视，依然是历史研究的根本。因此，对于这些汉学家及其著作的研究，我基本上是从他们的原始文献予以展开的。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德国汉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大都源自欧洲，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德国汉学史的时候，同时深入地了解近代欧洲思想学术发展的历史，将德国汉学放入当时欧洲思想的脉络中去理解。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更为广泛的认识。
三
我在研究德国汉学史时一向特别强调德国汉学研究的跨文化特征，以及德国汉学家与中国学者的互动。这些研究所使用的范畴和术语都取自学术史，但想要达到的目的是结合一手的文献档案，反映19-20 世纪上半叶德国汉学研究与中国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德国汉学的发生史。
德国汉学史的研究，是学术史的一部分，但并非仅仅属于中国学术史，而是属于中德、乃至中欧学术交流史的范畴。尽管德国汉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学术，但这些汉学家所使用的方法，所运用的范畴以及他们的学术规范都源自自己的文化传统。因此，德国汉学研究史理应是一种所谓的Entangled History（纠缠的历史）。其实对德国汉学史的研究，对于破除主流方法论中的民族主义局限性至关重要，简化的民族历史和欧洲中心主义观点对于这样的一1种研究完全不适用。在一个永久性的交互过程中，所讨论的对象和对它的看法是相互构成的。一方面的发展可能是另一方面的发展的结果。7 英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 贝利（Christopher Bayly, 1945—2015）确定了一个具有其他力量的多中心世界体系，例如在世界范围内政治和文化结构相似的出现中，中国和伊斯兰帝国发挥了重要作用。8 因此，以往的认识，即知识的迁移仅仅是从欧洲流向非欧洲地区，不断遭到挑战。
德国汉学肇始之时，中国依然是满族统治的时代，满汉问题本身就构成了复杂的时代背景，普鲁士王室图书馆的汉语和满语图书收藏，也说明这一点。其后的时代，又是一个西方和日本的现代学术思想不断涌入中国的时代。传统与现代、朝贡与公法、内华与外夷等等问题，全都纠缠在一起。对于中国近现代学术史来讲，德国汉学史有着特殊的意义。特别是处于统一的德意志第二帝国、魏玛共和国的时期德国汉学研究，对应的是中国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中国学术转型期。也就是说，德国汉学的发展与中国现代思想和学术的发端有着直接的联系。
这种纠缠史不仅仅体现在德国和中国学术之间，同样体现在德国汉学与美国汉学之间，在本书中我也选了一篇有关德国汉学对美国汉学批判的文章，以梳理两代德国学者对美国汉学的批判性认识。这也构成了另外一种形态的互动。
四
有时我参加博士生的开题或答辩的时候，会发现很多员工所做的研究并不是汉学史的研究，而是直接对汉学内容的评析。汉学史的研究所涉及的是学术史——亦即是对汉学学术本身所进行的反思与总结。就像是“形象学”（imagologie） 在20 世纪80 年代所经历的研究方向的巨大改变一样，9 学术史和具体学科研究的区别也在于从知识论的内容——研究对象，转向研究者本身——研究主体。其实我们今天研究不同时代的德国汉学史，我们的兴趣并不一定在于某一时期的知识论本身，而是学者及时代精神（Zeitgeist）之间的关系。福兰阁的一系列汉学著作和文章，从其问题意识、选题到研究方法，无一不透露着德意志第二帝国时代的思想脉搏。学术史所要揭示的不仅仅是这些汉学家的理论框架，更重要的是其学术源流，历史文化的背景，以及当时这些学者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情境和心态。因此，对这一时代汉学家及其学术成就的研究，早
已超越了个人精神的基本内容，成为一个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汉学史所呈现的是百余年来德国政治和人文学术演变的一个缩影。如果从一个历史时段来审视一位汉学家的话，那么他所取得的成就不仅有其内在理路，与其外在的政治社会状况也是密不可分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德国汉学史与时代史、思想史、文化史是交织在一起的历史。
对德国历史上作为主体的著名汉学家的个案研究，特别是他们与时代的关系，这在中国有着自己的学术史传统。清朝初年黄宗羲（1610—1695）等学者撰有《明儒学案》（1676） 和《宋元学案》（1879 年成书），《明儒学案》记载了明代的210 位学者，分别列出了17 个学案，依据时代次第展现了学者学术流派的传承关系；而《宋元学案》记载的宋元学者超过2000 人， 共分87 个学案和2 个学略。这其实就是对学者主体研究的学术史，只有学者的参与，才是“活”的历史，才能建构起一个个学派的源流及其学术谱系。
在书中我选取了甲柏连孜、卫礼贤、孔舫之（Franz W. Kuhn, 1884—1961）、福兰阁、傅吾康、霍夫民、顾彬（Wolfgang Kubin, 1945—）等著名德国汉学家作为个案进行研究，分别从哲学文本的语文学阐释、翻译与阐释、德国汉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德- 中学术互动以及不同专门史的研究角度和视角对以上的人物进行了剖析。这些个案的研究贯穿着从中国的视角对19—20 世纪德国汉学学术变迁的历史思考，希望从中勾勒出一幅这两个世纪特别是20 世纪上半叶德国汉学史的某一面向。这些德国汉学家的学术传承、研究方法以及与时代精神的关系，都是需要研究者以当今的问题意识来予以“重构”的。德国汉学史在德国尽管不受重视，但其实也在不断被重构。1997 年在柏林召开的“德国汉学协会”（Deutsche Vereinigung für Chinastudien, DVCS）第八届年会的主题便是德国汉学的历史。后来出版了由波鸿大学汉学系的马汉茂（Helmut Martin, 1940—1999）教授和汉雅娜（Christiane Hammer, 1956—）合编的《德语中国学——其发展、历史、人物与前瞻》一书。10 传统并不一定更具有深刻的意义，德国汉学的历史也不例外。这便需要我们以今天的眼光和问题意识去跟它对话，以一种批判性的意识去重构这一段的德国汉学史。11
五
对百余年的德国汉学作学术史的梳理，其前提是重读他们曾经撰写过的各种学术经典。尽管很多汉学家的名著我在留学期间曾经读过，在书中往往还能看到我以前划过的地方和写在书上的批注，但今天读来依然让我产生很多崭新的想法。
2018 年我将多年来翻译的一些与德国汉学史、德国东亚研究史相关的文章结集出版，取名《东亚研究与全球建构——德语东亚文化史的几个研究路径》，12 便是希冀能够从全球史的角度对德国汉学史做一个全新的检讨。
对于大部分德国汉学家来讲，他们会在某一学科或多个学科之中进行有关中国的学术研究，这一般属于学科的内容，而今天我们对德国汉学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汉学家作为主体的人的研究，这才是作为关系史、交流史、学术史的德国汉学史。20 世纪以来，传统史学的许多学术框架都在随着问题意识的改变而改弦易张，从关注局部或民族国家转向关注全球，而这正契合了德国汉学史的转变。我想，这十八篇文章至少体现了以下几个特点：1、跨文化的视野。因为德国汉学的研究主体是德国学者，而他们研究的对象又是中国乃至东亚，因此德国汉学家们已经具备了跨文化的视野。从我自身的知识构成来讲，很难归于一种文化，因此较容易打破国家的界限，进而实现跨民族、跨文化等的历史研究观照。2、整体观。将中国乃至东亚的文化历史置于更加广阔的相互关系的情境中来理解和考察，确保不因由于关注细枝末节而错失对历史的整体观察。3、互动观。将德国汉学研究史置于中德乃至亚欧的动态交往的网络体系中加以理解。4、解构西方中心主义论。正是在对中国历史的建构中，德国历史学家渐渐开始从思想观念、研究视角、历史叙述等层面反思进而解构西方中心论。面对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包括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在内的德国哲学家都不断地思考如何摆脱狭隘的地方主义，并由此出发超越各种地方中心论的思想。5、跨学科的方法的运用。德国汉学从一开始就不局限于某一领域，今天对它的历史梳理，也必然是在历史学、语文学、人类学、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参与下进行的，这同时也体现了德国汉学史研究的活力和多样性。
在收入本书时，我对每一篇文章都作了认真的修改。这十八篇论文出自不同时时期，最早的写于2004—2005 年，至今已经十余年了。当时跟今天的情况很不相同，很多的一手文献的资源库并没有建成，网上可以找到的资源并不是很多。相比于十几年前，今天的研究环境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早期德国汉学的大量文献都已经被数字化了，并且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很容易获得。因此，很多当时间接通过研究文献获得的资源，今天我都重又利用网上的资源验证了一番。例如我在〈前汉学〉中曾经提到的魏继晋（字善修，Florian Bahr, 1706—1771） 于1748 年在北京编写的一份《德– 汉词汇表》，这部词汇表与其他多种乾隆年编纂的《华夷译语》（包括了42 种71 册的《华夷译语》）已作为《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年编华夷译语》（共18 卷，北京：故宫出版社，2017 年）出版，《额哷马尼雅语》为其中第16卷。2019 年11 月8–9 日我在北外召开的“ 四百年来的全球汉语研究——第二届近代东西语言接触研究学术会议（2019）”中，其中一个议题就是讨论“华夷译语”（丁种本）的。
北宋诗人王令（1032—1059）在〈招学说寄兴叔〉中写道：“苟能以攻人之心而攻己心，则过失不胜其攻也。”13 今天再来读以前的这些文字，也有同样的感受。
感谢阎纯德教授对我一直以来的关爱。2004 年我从德国回到北京之后，就认识了阎先生。我很佩服他以一己之力办自己的《汉学研究》，后来开始出版“列国汉学史书系”。大概在两三年前，阎先生就希望我将有关德国汉学史研究的论文整理结集出版，我尽管答应下来了，但一直没有行动。近五年来我一直在做有关全球史的研究，这也让我得以从另外一个视角来重新审视以往的汉学史研究，因此，此次的结集，并不只是单纯地将以前的文章放在一起重新出版，在谋篇布局上，我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也希望读者能通过我的“重构”，体会到我对德国汉学史的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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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系作者为《德国汉学史研究十八篇》所写的自序。《德国汉学史研究十八篇》将作为“列国汉学史书系”（第二辑）
近期由学苑出版社出版。
2 梁启超著《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九·近著第一辑序》，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4 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 年，第
48 页。
3 此书于1988 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影印出版，收入“近代名籍重刊”；2008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收入“民国学术经典丛
书”重新排版出版。
4 此书后来有多个版本，比较通行的是2001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陈士强导读的这本收入“蓬莱阁丛书”的《佛学研
究十八篇》。
5 Robert H. van Gulik, Siddham.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Sanskrit studies in China and Japan. Sata-pitaka series, Sharada Rani, 1980.
6 章学诚《校雠通义·自序》，见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1 页。
7 Cf. Werner, Michael and Zimmermann, Bénédicte, „Vergleich, Transfer, Verflechtung. Der Ansatz der Histoire croisée und die
Herausforderung des Transnationalen.“In: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28 (4), 2002, S. 607–636.
8 Cf. Bayly, Sir Christopher Alan,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780-1914: global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 Malden MA:
Blackwell Pub, 2004.
9 “注重‘主体’可以说是当代形象学研究对传统所作的最重大变革，它意味着研究方向的根本转变：从原来研究被注视者
一方，转而研究注视者一方。”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论文翻译、研究札记〉，收录：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6 页。
10 Helmut Martin und Christiane Hammer (Hrsg.): Chinawissenschaften – deutschsprachige Entwicklungen, Geschichte, Personen,
Perspektiven, Hamburg 1999。此书中文版《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主编：马汉茂等，李雪涛等译）由
大象出版社（郑州）于2005 年12 月出版。此书和《中国之匙》、《为中国着谜》都是1996—1999 年由北威州科学部
（Wissenschaftsministerium NRW）赞助的由马汉茂教授主持的“德语区汉学史”项目。
11 相关的论述，详见李雪涛〈代序·“误解的对话”——试论汉学研究的阐释学意义〉之“九、汉学学术史及‘重构’”，
收录：李雪涛著《误解的对话——德国汉学家的中国记忆》，北京：新星出版社，2014 年，第29-37 页。
12 李雪涛编《东亚研究与全球建构——德语东亚文化史的几个研究路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
13 王令、沈文倬著《王令集》“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232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