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来华传教士的墨学思想研究 ——以兼爱与博爱为中心

文◎褚丽娟

1858 年1 月19 日，艾约瑟（Joseph Edkins， 1823- 1905）在《皇家亚洲文会中国支会会刊》1（Journal of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发表文章《墨子人格及作品简论》（“Notices of the character and writings of Meh Tsi”）， 将兼爱译为“equal and universal love”，写道：“墨子所提倡的兼爱重点强调平等，即对一切都要平等。”这位晚清来华的传教士对此感到很惊讶，比较了儒家仁爱和基督宗教的上帝之爱，他的研究直接影响了香港另一位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3 年后在出版《孟子》英译本时，理雅各在序言中翻译了《墨子• 兼爱》篇，用30 多页的篇幅介绍墨子的兼爱思想，由此拉开了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学和以耶稣为代表的基督宗教相遇的历史帷幕。

艾约瑟是英国伦敦会牧师，1848 年9 月2 日抵达上海，开始在中国47 年的传教生涯，最后长眠于斯。在《墨子人格及作品简论》中，艾约瑟从孟子批墨开始，探讨墨子其人其说。对墨子生平简单介绍之后，重点讨论了兼爱，在比较兼爱和耶稣之爱后，认为二者形式相似，目的不同，兼爱是在现实层面讨论问题，最后指出，兼爱说不应该受到如此无情的打击。艾约瑟的研究属于印象式批评，正是该文拉开了耶墨“对话”的帷幕，让兼爱的普世价值和现代性内涵展示在西方人面前，反过来推动了国人对兼爱及其墨学的重新认识。

作为公理会传教士的理雅各，1839 年被教会派驻马六甲主持英华书院，后随英华书院移居香港。1876 被任命为牛津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理雅各是近代西方第一位将中国经学著作完整翻译为英文的汉学家，其译本至今影响深远。他不是在孟子的“仁爱”，而是在墨子的兼爱中讨论基督宗教的“博爱”，因为他发现后者更接近基督宗教关于人类伦理道德的原则，但这不代表他对孟子和墨子持平等的态度，他以基督宗教为大视角，儒家为小视角来讨论兼爱。理雅各指出墨子是原创性思想家。可以说， 以理雅各在19 世纪末期的欧洲汉学界的地位及其译著的影响，该文对墨学进入世界哲学有重要的意义。

清末两位来华传教士的墨学思想，可以通过他们对兼爱和博爱的比较进行考察。艾约瑟认为这个异教徒帝国的兼爱与上帝之爱更为亲近，2“这里《新约》关于爱的信条与兼爱说的巧合，特别是在这位中国的著者要比基督元年早四五百年的重要著作里发现，不能不引人重视。”3 指出兼爱作为博爱的微弱回声，如果能够被人们认识到并被付诸行动， 整个世界将会迎来和平。尽管理雅各有保留地响应艾约瑟，认为兼爱是一种普遍意义的爱，并不包含平等内涵，但同样指出兼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社会问题，“这一真理依据一种合理的基础，作为一种最宏伟的真理，它能除掉人性中动物性的一面，为社会的病症提供了一种最有效的疗救方法。”4 理雅各认为，与博爱较之，在爱邻如己这个层面，兼爱和博爱是相似的。他肯定兼爱的意义，“我以为真正的兼爱和博爱，都会带来上帝的荣光，而又促进世界和平。”5

但是，与上帝之爱比较，兼爱有太多不完满的地方。理雅各认为兼爱说的致命之处在于以私利、政治功用为出发点，忽视了人性，未能建构具有超越性的第一动因。同样，艾约瑟也认为尽管墨子对爱的观点与基督教很相似，但在现实层面与边沁（Benthan，1748-1832）和潘磊（William Paley，1743 -1805）的功利主义观点更接近，6 如果墨子生活在边沁他们那个时代，毫无疑问会宣布为是同盟。7 但两人的批评并没有展开，只是一笔带过。在他们看来，基督教之爱的内涵和外延都远较兼爱深刻地多，在博爱与兼爱的关系中，前者是主体，后者仅仅是一个他者，兼爱是耶稣的博爱在东方的显现， 再次证明了上帝的爱无处不在。

清末来华传教士对“兼爱”的发现，引发了儒墨关系的演变。兼爱在过去2000 多年里经历了跌宕命运。先秦虽有孟荀之斥，然而在“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 的墨学盛况下，兼爱即为显学之说。秦汉以降随着帝制确立而独尊儒术，墨学被彻底屏蔽。自汉以后，最早可见的讨论兼爱的专门论著是清人俞正燮（1775-1840）所作《墨子兼爱》（1840），此文虽肯定墨子兼爱的价值，但同韩愈（768-824）一样，是在儒家视角下为兼爱辩护， 以兼爱与仁爱内容的同质肯定兼爱，因此兼爱的合理性在于其暗合仁爱的内容。1858 年，艾约瑟第一次在西学视野下，从现代意义上肯定了兼爱，意味着儒墨关系发生新的演变，“儒抑墨扬”出现。儒墨关系自二千多年前是为问题以来，研究范式主要有“儒墨并称”、“儒尊墨绝”、“儒抑墨扬”三种，其中“儒墨并称”和“儒尊墨绝”同时发轫于战国，“儒抑墨扬”就是出现于清末，传教士是为开创者。儒墨关系在近代以来发生演变，根本在于中国被迫告别前现代的农耕社会，在全球化裹挟下卷入现代性国家的转换之中，构成现代国家的基本要素——科学、技术、商业等因素在墨家那里都能找到一些。同时，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清末士大夫面对“西洋的冲击”，无法从儒家经典中找到确切的应对策略以对付中国从未有过的危机，尤其是科举的废止（1905）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导致儒家遭遇现代性危机，儒墨关系研究范式亦发生了转变。清末传教士的墨学思想的意义，不止于最早发现了兼爱的现代性内涵，它也引发我们在今天如何重新看待儒学， 显然，儒学若仅仅依靠自我的完善，是很难克服与现代社会的先天性矛盾，那么博采诸子思想，特别是实为补儒的墨学就显得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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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该文的发表刊物，在李绍昆和冯成荣二位学者的著作中，该文发表在“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即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但事实上，“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正式成立于1859 年，前身是由传教士和商人组成的在沪外侨成立的“上海文理学会”（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所在地在上海。艾约瑟发表《墨子人格及其作品》是在1858 年1 月，此时“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尚未成立，而文献所载当时刊发之地是香港（请参见王毅，《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4 年），由此推断，该文应该是刊发在“皇家亚洲文会中国支会会刊”，系李冯二位学者有误。艾约瑟本人在其人生的最后十五年曾担任过文会的副会长，参见宫宏宇，“艾约瑟与晚清中国盲人音乐教育”，《音乐研究》，2012 年3 月，第2 期，32 页。

2 艾约瑟指出兼爱不兼容于整个中国社会的直接原因在于“因为依据是它（兼爱）与爱国主义美德，爱亲人，特别是中国道德里所鼓吹的义务孝不能相容……在这个异教徒帝国，对爱的学说的提倡被视为异端，提倡者的目的也被看成是在颠覆道德。”（见Joseph Edkins，p167），这里，他特意指出中国是一个异教徒帝国。

3 Joseph Edkins, “Notices of the Character and Writings of Meh Tsi”,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January, 19th, 1858, p166.

4 James Legge，“ the Preface of Mencius”，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p.119.

5 Ibid， p. 122.

6 边沁和潘磊二人是18 世纪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思想的最重要的代表。边沁的代表作是《道德与立法原理》（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潘磊的代表作是《道德与政治哲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参见Henry R. West， Two Foundations for Early Utilitarianism: Bentham and Paley. http: //www.stern.nyu.edu/ cons/groups/content/documents/webasset/con_036998.pdf。

7 请参见Joseph Edkins，pp.166-167。